【人民報訊】轉(小參考)第939期
我的大學: 不安的環境及女友的告密
陳：周圍的環境對你沒有任何影響嗎？
高：實際上馬上就來了，什麼反右運動呀，什麼58年的交心運動呀，完了就是大煉鋼鐵，簡直就是胡鬧。因為我過去生活的影子還在，總希望自己輕輕鬆鬆地活著，所以對那些事，在我的良心來說，抵觸就特別大。我覺得呢，有些事情簡直就是胡鬧，像站在別人屋頂上打上半天的麻雀，然後揮著桿子到處吆喝等等。於是我就有一大堆牢騷。就是因為這些牢騷，我被認為是團也入不了的人。還有就是我常發表一些怪論，但那也不是什麼政治上的怪論，因為我不懂政治，也不關心政治。當時的《青春之歌》很熱，團支部就組織學習，不管是不是團員，所有的青年都得讀，還得討論。但是，我卻連三頁也看不去。我就對他們說：這書也沒什麼吧。這種言論在當時還算不上什麼反革命言論。
但是我卻目睹了他們是怎樣批鬥右派分子的。我們新生進校的第一課的政治教育就是參加高年級的鬥右派。我們只是列席，插不上嘴。當時只是覺得這些學生好可伶呀。他們一個個被叫上來。
陳：你們的系有多大？
高：我們的法文系不大，每個年級才一百多人，全部加一起也就兩、三百人。這些右派學生後來都不見了，會開完後就被押走了。這批人大概有上十個吧。我們開始都不知道他們都去了哪，後來很久以後才知道他們都被直接送去勞改了。
開始時，我沒受過什麼批判，只是在班上的小批評，因為我的言論。從此我就覺得說話要小心，並覺得周圍的學生如此積極地向黨靠攏，覺得很古怪。人都這麼積極地向黨支部、團支部匯報思想，而我因為從來沒有匯報過，於是就被別人認為是思想黑暗。然後呢，還因為跟同班的女生談戀愛，結果她把我跟她談的話，包括我對《青春之歌》的牢騷都匯報了上去。後來，黨支部就找我談話。我這才知道他們掌握了我的一些情況。他們那時候想探探我的思想情況，還給了我一些告誡。因為我有了防備，所以就還好沒出什麼問題。從此我就更不再說什麼了，也不再在班上交朋友了。
陳：那你的那個戀愛關係呢？
高：那當然就沒有了。接著我就組織劇團。這個劇團沒有活動到兩年。我們是個小劇團，但在學校演出都很轟動。每個人演的都不錯，是契可夫的東西，還挺洋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反修，人藝也演過它。後來還排了拉丁美洲的戲<<中鋒在黎明前死去>>，是革命的、第三世界的戲。校方對這些都沒什麼可說的，但是後來還是找了我談話。
陳：你在這個劇團中的角色是什麼？有多少人？你自己參與演戲嗎？
高：我是跟另外一個低年級的同學組織的這個劇團，叫海外劇社。我們真正經常在一起排戲的只有五、六個人。我在中間作過導演，也演過莫裡哀的戲，用法文演的。因為我們這是個非組織的活動，後來才知道因為我們中間一個團員也沒有，又不是學校出面組織的，所以叫非組織。其實，學校有自己的劇團，像宣傳小分隊。只是他們做的事情越來越無聊，一天到晚大躍進啦，活報劇這類政治化的、宣傳的東西。我們剛進去的時候，他們倒還演過幾場像什麼曹禺的《雷雨》之類的戲，之後就沒有了。以後因為我們搞了這個非組織的劇團，學校就要我們停止活動。對我來說，劇團已經搞過了，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寫戲、寫小說裡頭。
後來我又組織串聯了另一批考進北京的中學老同學，碰巧我們的成績依然都很好，其中有兩個是北大的，一個是地質學院的，一共五、六個人吧，我們就在校外的紫竹院舉行了一次聚會。我們大家都寫點東西，也有寫詩的。我們這些人在一起沒有什麼顧忌，什麼都談。我就在那次的聚會上第一次談到將超現實主義的創作作為範例寫東西，然後，大家互相交換作品看。當然沒有想出版，只是自己互相看並論。其中一個朋友就講到了赫魯曉夫和他的秘密報告，因為他的外文好，所以在外文上看的。後來，我也找來看了。看到了當時蘇聯一些平反的情況，其中一個藝術家因為搞了形式主義而被槍斃。我在想，因為形式主義的罪名就能槍斃人，那我們這樣搞不就很危險了嗎？
由於我在藝術上的早熟，所以我對政治上的這種宣傳非常反感。因為這個事情，我就開始用法文讀東西。我們比較正式的聚會就是紫竹院那次，以後人就沒有湊齊，只是三三兩兩的聚會，持續了一段時間。我們常常在一起議論各類的事情，常常發狂言：「那些人宣傳的文藝簡直就是狗屁，算是什麼東西。」
我們當時儘管沒有走得很遠，討論的是蘇聯二十年代、十月革命前的那批文人。我開始注意到布萊希特，他也是馬列主義，但是布萊希特還是受到控制。這些都是在內部資料上看到的。我一個同學的哥哥是青藝的導演，我從他那看到了最早的那批灰皮書、黃皮書。黃皮書比較厚，灰皮書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東西，包括羅素的一本哲學書。法文中也讀到了薩特編的《現代》雜誌，還有法共的一些東西。在大學裡別人都不懂現代主義，所以我完全沒有人可以談，只有北大的那個同學英文好，一起談的比較多。我們談了斯大林和非斯大林化、平反和貝利亞的惡行。我們都不敢輕舉妄動，只是在下面胡說八道，且對我們小兒科式的教育無法忍受。我們當時也不是要否定革命。
我很早就讀了很多馬列原著，像列寧的哲學筆記我在大學就讀了。那時的哲學課教辯證唯物主義，太小兒科了，所以每到上課，我就坐在後排讀列寧的哲學筆記。那時我覺得馬列還有點意思。除了馬列，我還讀了康德和黑格爾。黑格爾的《美學》第一卷當時剛剛出版，我自己就花錢買了一本。
因為這些，讓我突然想起來有一天在高一的時候，我跟同學閑談過去家庭生活時，曾討論過一個很深刻的哲學問題。那是在我倆剛拉完提琴以後，在音樂的感觸下，我突然指著一個墨水瓶，問他那是什麼顏色？他說是藍色的，因為它上面寫著藍黑色。我說，我也同意那是藍色，不過，我看到的藍和你看到的藍是不是一個藍？我們用的都是一樣的詞，但是，我們的感受卻不一樣。這樣一來的問題是，人們到底是否能交流？實際上，我在中學時就已經有了一些哲學思考。我們家裡有《大眾哲學》，因此就知道一些像費希特、貝克萊、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等。當時就曾因為「我思故我在」，感受到這個感覺只有我才存在，由而產生了一種恐懼感，因為感覺是不可交流的。這麼一來，那些似乎看起來合理的理論、教條，都是可以懷疑的。我的這種潛在的懷疑到了大學就進一步發展了，但是並沒有發展到否定唯物主義，只覺得唯心主義是很具思考性的，是完全可以討論的。我就跟原來其中的一個同學開始討論哲學，有了不少書信的來往，幸好這些東西都沒有被發現。我們常常在想，到底活著有什麼意思？到底這個存在是個什麼東西？到底社會中我跟他人之間存在的這個畏懼有什麼意思？
而學術界裡討論的問題卻很無聊。記得關於美學的討論，有一篇姚文元寫的文章挺可惡的，後來我就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批判他，也不能算是批他，但點了他。實際上他是根本不值得批的，例如：紅色就是革命的，審美的標準是客觀的。而我則指出：審美沒有客觀的標準。我就舉了悲劇的例子，討論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後來我居然還把這篇文章寄了出去。但是在學校裡，我卻不跟人家談這事，只是跟我的要好的中學同學談了。我的那個同學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認為馬雅柯夫斯基寫的《澡堂》就比較深刻，覺得要寫就應該寫這類的東西。當然我們還寫一些詩，屬於現代派傾向的那種，這樣就種下了後來的種子。當時已經在反右了，又開始了反修，這些事情我們知道是絕對不能向外談的。而蘇聯當時正搞得很厲害，開始了第二次反斯大林化。我就設法去找當時法國出的報刊來讀。這些報刊很多也是左派的，還有號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包括薩特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但這些報刊披露了很多關於俄國文學作家的一些遭遇，由此我也就接觸到了法共，包括阿拉貢的作品。當然阿拉貢作品的原作我找不到，但有五卷本的《共產黨人》翻譯出來了，基本沒什麼人讀過它，只有第一卷有人讀過，所以我就把五卷全讀了。儘管我還想找這之外更超前的東西，但《共產黨人》在當時就已經是非常現代主義的了。他們的共產黨跟我們大陸的共產黨完全是兩回事。我也了解了北歐的工人運動，沒想到還有另外那樣原味的做法，很吸引人。還有就是高爾基早期的一些戲，我都覺得很有意思，例如他的《避暑客》讓我覺得革命和藝術實在是無法被拉到一起去，《避暑客》是相當頹廢的。接著我又看了一些非常邊緣的東西，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部叫《野鴨》的作品。我不知道它到底要說什麼，覺得它跟我在中國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但又覺得那裏面有什麼東西吸引我。從那時起，我就想我要往那方面搞，要搞像布萊希特那樣的戲。就這樣，我那時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內心裡渡過，讀了很多書，一直到工作分配。
高：分配工作時，別人都願意往外交部去，我則撿別人都不願去的工作，結果就分到了外文局。我以為到了外文局可以讀書的，可以讀到外國的作品，結果到了那以後政治的環境比學校的更厲害，那時整個的社會空氣也更加厲害了。
陳：那時是六一年、六二年吧？三年自然災害給你的家庭帶來了什麼變故？
高：我是六二年畢業的。我母親就是在六零年死的。她是六零年第一批下農場去接受再教育，很積極的，結果累死了，就淹死在河裡了。
陳：怎麼叫累死的呢？
高：她因為很積極。別人下農村是因為被點到，不能不去。而她則是第一個主動報名。別人去了以後，都比她滑頭的多。而她在過去的家庭裡沒受過苦，也不懂得耍滑頭。她一個人幹別人兩個人的班。因為別人找了藉口溜回南京去，所以她就頂了那人的班，一天幹十六個小時。再加上又很節省，怕我暑假回來沒有營養，就把一個人定量的雞蛋省下來等我回家。因此身體浮腫，也虛。後來有天她執完夜班家， 在河邊一下子。。。後來驗屍時，醫生說她不是淹死的，而是腦血，突然休克才掉下去出的事。
陳：你媽媽的職業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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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這是哪一年的事？
高：是在廬山會議以後。那時是黨內和軍隊內部清洗，從那以後他就失勢，靠邊了。後來他就養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另一個後臺陳毅下來以後。他跟陳毅的私交很好。我們後來才知道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的時候，陳毅去看他，告訴他「黨內出了大事，我們今生今世還能不能見面都不知道」。後來伯父感冒住院，一針下去就死了，在軍醫院，到底是不是謀殺都不知道，無法知道。後來我們為了解他的事到處奔波，到了衛生部，負責人也是他的老戰友。那時四人幫剛臺，他的職位剛剛恢復，也是從鄉下剛回來。我們跟他講到伯父的事，老頭嘆了口氣說「這樣的冤案太多了，根本就沒法管」。
陳：你媽媽的死對你有怎樣的影響？
高：打擊很大，但當時並沒有跟政治環境聯繫起來。我得到學校的通知，就馬上回了家。學校當時可以說是很沒有人情的，並沒有告訴我實情。我那時還在圖書館借書，他們說家裡有事讓我回去，我說就去買票。他們說好好好，回去就好，並沒有告訴我是我媽去世。實際電報上是：速回，媽媽病故。結果葬禮等不到我，因為我買的是慢票,學生票。我還耽誤了一天，因為買書，有想給家裡買一些北京小吃什麼的。
陳：你有沒有什麼預感？
高：完全沒有。等到了家裡，我才知道。因為夏天，等不到我就火化了。所以沒見到，連我母親的遺體都沒見到。這就是我母親的遭遇。我父親在文革試圖自殺，自殺未遂給救了回來。然後文革一結束，他被平反。一平反，剛恢復了工作，補發工作。他正滿六十歲，馬上就要退休。當時還想讓他留任，但他已心灰意懶。這時，我已經一切經歷都有了。經過文革的折騰，可以說我一切都懂了。我就跟他說就退休吧，去玩吧。他退休後，第一次到北京來看我，才來了一個星期，玩了頤和園剛回來就咳血。醫生一檢查，當時說是肺有問題，什麼問題不清楚。所以為了細查就回南京了，一查是肺癌，沒過三個月就去世了。之後我的生活就是壓抑，全部就是壓抑。我沒有一天看得到有個出路。
陳：你說你是六二年去了外文局。那時的環境比學校的生活壓力還要大，政治控制還要嚴厲。
高：那時我只是知道，我自己所想的東西是很可怕的，我所寫的東西是不能給人看的。我的那個同學就乾脆不做了，回到他的數學上了。當時他發了一個謬論，但還沒有敢講毛澤東。他只是說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早就過時了。因為他自己搞的是很尖端的數學。在學校裡發了這麼一句牢騷他就被人告了。然後就為了這個，他就被送到農場裡放了八年的牛。非常可怕，就為了那一句話。後來，我們偷偷見了一次面，什麼都談了。我畢業後一直在北京，一直到下放。
陳：你在外文局裡具體做什麼？
高：翻譯。那時都是毛澤東的書的推銷和國外的發行。書已經翻了。我當時在國際書店的發行部門，後來轉到了《中國建設》雜誌社。工作是向國外的左派宣傳毛澤東，也就是送毛的書。我們聯繫國外左派的書店、左派的政黨，給他們宣傳毛澤東的思想，寄毛澤東的書，實際上就是送。
陳：你當時做這些事時有什麼感覺？
高：極無聊。我的感覺是，在上班時我沒活著。我只有到回到家，回到我的小屋裡才回過神來。上班要毛選學習，下班還要毛選學習。回到家得晚上十點，這個時候才是我的時間，我才開始寫我的東西、看書。我通常熬夜到三點才睡覺，有時是通宵。上班我就迷迷糊糊，但那也好應付，都是公文處理，很簡單的。一到工間操或者午間休時，我就睡覺。所以人家覺得我是瞌睡蟲，並不知道我在幹些什麼東西。
陳：那你文革期間的感情生活呢？
高：那就很多，不宜在這兒講了，在小說裡寫還可以。那時是不能談戀愛的，男女的關係挺可怕的。我幻想中的愛情是彼此間可以交心的、非常理想化的。但是，現實中這樣的女孩子找不到。她有可能立刻就把你給匯報了。我在大學中就有過這樣的經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曾有個前妻，那時我們倆隔著很遠談戀愛，她不在北京。我原以為我可以影響她，但是影響不了。因為那時人人都要進步，人人都要驅除陰暗的心理。她就總批評我，不要我胡說八道，說我不安心工作。她知道我想寫作、想當作家。後來她就告訴他們我在寫作，但是在寫什麼不知道。她不就是為入共青團嘛，又不是入黨要求的那麼嚴格。他們對她說，你沒什麼問題，就進來吧，跟大家一起進步。後來，她的領導做鎮，讓她入團作了幹部，否則她在國家機關裡無法工作。
整個外部世界到了文革，一下把我打醒了。。從抄家那天開始，這個夢就無法再繼續了。抄的是我同屋，他是我們辦公室的副科長。這個同屋是老中央大學的大學生，所謂歷史有問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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