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春我探家時,被國安部人員帶走幾天,接受審問並受到威脅。但我使他們的願望落空了,結果他們強迫我出境,僅給我二十分鐘時間打點行裝並與父母告別。這對我父親的打擊是重大的。在此之後,當局更在我們家門口豎起巨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牌子來。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父親到中國科技大學到處找我的同學,去派出所尋人,以及在我被押送離家前他向那些國安部人說的語無倫次、不得要領的話,怯怯地站在牆角邊乾着急。
我的父親沒有能力保護我。像他這樣的人在中國不止一個。專制與蠻橫的制度使得很多人變得懦弱,而這種怯懦只會使得專制更加鞏固與長久。這是中華民族之悲劇。可惜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沒有中斷,而是惡性循環不斷。而當你向它挑戰時,面臨的便是這樣一個痛苦的結局。你必須在理念之追求與個人的利益中作選擇,有的人選擇了後者,我能理解,因爲我明白選擇前者之代價。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選擇前者。
父親出身於書香門笫,他的書法非常秀美。他是個熱愛生命熱愛自然的人。我喜愛花草種植的愛好是從他那裏遺傳過來的。記得小時候,父親總會在房屋前後種植許多蔬菜與花草,辛勤耕耘,含着微笑給我們展示他的豐碩成果,也爲貧窮的家庭增添了物質上的額外享受。更教育了三個年幼無知的孩子對真善美之愛。
那時候家裏雖窮,上街時連買三分錢的冰棍也會猶豫,但父親會在合肥的逍遙遊公園的花圃花兩角、甚至四角錢讓我們挑一盒象牙紅或菊花,興高采烈地回家。
一九九三年父母來美居住了近一年,父親酷愛我的農莊,開了近半畝的土地,種了五十多種作物,每天辛勞,收穫甚豐。至今,每當我去他當年種下的韭菜園去割那永遠割不完的韭菜;或去果園摘蘋果、桃子或將家裏擺滿鮮花,我都會想到我的父親,——他對我的愛,他對這自然、對這世界的愛。
在他彌留的最後一段時光,他忘不了的正是播種蠶豆的季節,那時他已難言語,化了很多的功夫才向媽媽與姐姐說清楚了他的意思,他已不能動彈,只好讓姐姐泡了些蠶豆種子,他把它們小心地放在自己的身上,以自己的餘溫來催發新的生命……。一年前,當他剛脫離了危險出院歸家時,他卻支撐着病體,爲了滿足他女兒的願望,寫下了最後的筆墨,那是用於我屋後涼亭描述我的家園的對聯:「玉湘渺渺百鳥求,古莊悠悠萬花虛」。也許,這快樂的百鳥,這美麗的萬花會到處尋找父親的靈魂,讓他飛過大洋,與他親愛的女兒相會吧?
父親在彌留前幾天還希望能看到我,他多次提到爲什麼兒子已回家多次探父,卻還不見女兒歸來?那時候他已是靠藥物維持生命了,整天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基本上不吃東西。有一次,姐姐勸他吃一些,他沒有反應。姐姐說:「你這樣子,等他們回來看見了,怎麼是好?」他忽然眼睛一亮,問道:「他們能回來嗎?」我聽說了後,無比的悲愴。我多麼希望我能滿足父親最後的願望,但是,這又是我所不能決定的。姐姐說:「權當爸爸沒有你這個女兒吧。」我也只好告訴她:不要讓父親無望地等待,只希望父親的離去比較平靜,在肉體上不要太苦痛。
姐姐不甘心,去國安部懇求他們讓我回國,國安部對我提了三個條件。大至是:其一,必須寫一個申請,保證回國後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其二,我必須把該「交待」的事情交待清楚了,否則,別指望離開。其三,進出關的時間與地點由他們定。
我不可以能接受他們的條件,在一九九八年,他們乘着我在他們手掌心之時,就提過一系列的條件,被我拒絕了,才造成今天的結局。一九九九年,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讓我姐姐做擔保人,做爲我回家看我病危的父親的條件。姐姐的處境本來就很困難,不僅要照顧父母,還有國安部夾在中間。我只好告訴她,其一,她無法擔保我。其二,國安部之所作所爲無法改變我,包括以我的家人來影響,當然,這一切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確難。當我想起我的父親時,想到這決定了我們再也不能相見了,我的心開始滴血,眼淚便流了下來……
在父親去世前,我已經做了一個痛苦的決定,一邊就是假定他已經去世,自然也就不可能再見到他。然而這一年來,他的病好好壞壞,總逼迫我接受他尚未去世之沉痛,因此就不免也產生希望。如今父親去了,該是一個悲痛的結尾,但也帶來一個新的起點,因爲從此以後,我不必再爲此面對困境,雖說痛苦與遺恨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想,我所作這一切,我和父親爲此所付之代價,意味着人們不必再飽受其磨難,讓一個弱小的人,以這種方式謝世。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也將是有人道和人性的,不是心甘情願地充當專制機器的爪牙。當我一九九八年被擋在上海機場時,我問他們:「你們也有父母嗎?如果他們病了,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們?」自然,沒有一個人回答。
我多麼希望能與我父親見最後一面,了卻他臨終的心願。我會感謝他,我會安慰他,我會輕輕地握着他的手,告訴他我多麼愛他。
可是江澤民政府殘酷地剝奪了我給父親盡孝的權力,這就是展示給世界看的「中國最好的人權狀況」,這就是江主席的「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