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我是张军涛,于1968年3月6日出生在中国河北省石家庄市。我出生在一个小干部的家庭,五个孩子中我最小,父母的牺牲精神使贫困的家庭充满了温暖。哥哥、姐姐成了我在学校的保护者,使我无险无忧地度过了整个童年及青少年时期。我原以为除了大街上那些要饭的人以外,世上再也没有比他们更惨的人了,没想到自己后来比他们还惨!

中国人从小到大就被要求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儿女,结果我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从一个听话的好孩子成长为一个好青年。不管代表党的老师、上级说什么都习惯性地去服从,根本没有意识到存在一个道德问题,人权问题,法律问题,以及个人意愿等问题。而且各级党和政府机构把是否听了他们的话,作为给人“打分”的唯一标准。为了获得高分,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最听话的好学生。我只有一次没听党的话,就差一点给送了命。

那是我离开南京大学当兵以后所发生的事,那时我在新疆军区番号为三六二二一部队服役,刚刚通过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大约是89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突然军号吹响,是紧急集合,团首长宣布有紧急情况!一伙少数民族要分裂祖国,要搞武装叛乱。作为军人,我们要誓死捍卫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不怕牺牲,保卫祖国,英勇杀敌,血战到底!

上级发给我们两件平时绝不许碰的东西和一个笔记本。一件是香烟,一件是子弹,笔记本是用来写遗言或誓言以及“火线入党”申请书用的,首长说:“我们这次出征恐怕就回不来了,由于时间紧迫,‘火线入党’申请书只写‘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字就行了。如果在战场上倒下了,党会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最优秀的儿女,军队里最忠实的革命战士,人民将永远尊敬和怀念他的崇高品格及革命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首长的话使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热血沸腾!

首长说:“敌人穷凶极恶,非常狡猾,所以部队在执行扫荡任务时,一定要格杀勿论,决不能留下一个“活口”。一枪没打死可以多打几枪,直到打死为止,每个班组打死的人由各班班长负责验尸,无论是谁,只要留下“活口”的就当场执行枪决。因为“活口”会跑到外边去造谣惑众,破坏民族团结,影响国家安定。对待敌人我们革命军人决不能心慈手软,不要看到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就成软蛋了,她们会突然从袖筒里扔出一棵炸弹来炸死你娘的胆小鬼。我们在打越南时不少军人就是这样送的命,死了还落个处分,真他妈的给祖宗丢脸。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仅在战场上不听指挥这一条就够得上死罪。上级把子弹交给军人是杀敌用的,不是他妈壮胆吃的,不许还没接近目标就开枪,更不许暴露我军方位,在形成严密的包围之后,要同时采取行动,遇到人多时一定要驱散分开后再打,不要让尸体过于集中,甚至堆积,以免妨碍验尸留下‘活口’。这包烟是军区首长让我转交给大家的。首长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革命军人应该怎么办”?全体士兵齐声喊到:“感谢首长关怀,坚决完成任务!”

各级首长训话完毕后就上车出发了,我们包围了喀什市一个维吾尔人居住区,我们营执行封锁任务,其它营在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其实就是维吾尔人的家门口)时,一些狗就叫了起来,接著就枪声大作,探照灯突然都亮了,一道道强光使地面显得格外恐怖!总觉得从黑暗处会飞出子弹(因为敌人“穷凶极恶”,又非常狡猾),虽然每隔一米多就有班里的战友(部队以此距离形成封锁线)。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打著抖,我天生胆小怕事才成了最听上级话的人,可当兵还要执行“格杀勿论”的扫荡任务实在太出乎意料了,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日本鬼子对中国老百姓的扫荡,我感到身边的战友也在发抖,我们连都是新兵,这是我们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我紧紧地握住上了膛的冲锋枪象个木桩被钉在地上,脑子出现了空白,除了有些鸡狗乱窜之外,一个逃跑的“老维子”(军人对维族人的别称)也没看见。因为在每家的门口都有老兵把守著,维吾尔人的住房窗户很小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