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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谏书的匡政著作(图)




《群书治要》是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著作。

【人民报消息】《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的一部匡政著作。

《群书治要》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历经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目的在于寻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用《治要》作为书名。

亡佚千年 重现中土

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至宋初已失传。非常幸运的是,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

根据日本人细井德民为《群书治要》写的「考例」中谈到,「慎重考察我国(指日本)历史,承和、贞观年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干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御前屡次讲解此书,距离现在几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散失很久了。」

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华。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东土。

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书成的由来

魏征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而青史留名。魏征在《群书治要》序言中,阐述了《群书治要》书成的由来。

魏征在序言中写道,「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地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

「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

「圣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群书治要》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原本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

《群书治要》蕴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炼得以广泛弘扬,求道访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计教派。归正儒学,遵崇道家。这在《群书治要》的摘选内容上可以体现出来。

名传海外 影响深远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皇室的重视。根据日本岛田翰着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至唐僖宗时,日本清和天皇任然「与大臣共研读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公元1305年),《群书治要》「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写道,「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

林信敬还提到,《群书治要》首先让我们明白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诰、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

鉴览前古 贻厥孙谋

魏征认为《群书治要》不同于以往的《皇览》诸书,它汇集了全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选录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

魏征对《群书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

大意是,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现今事情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本着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的原则,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鉴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不用急促就能够自然快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可以持久和广大的功业,如同天地一样恒久地守持正道而为人们观仰,让日用日新的美德,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唐太宗赞《群书治要》

唐太宗在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写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特令缮写《群书治要》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群书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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