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女孩在看守所地獄般的日子

2024年5月3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我叫夏巢川，我自己是上海的「白紙運動」親歷者。我兩次被抓捕，在看守所裡面度過了2個月的時間。現在我已經離開了中國，身處歐洲。解說：今年3月聯繫到剛剛逃離中國的夏巢川時，她說自己度過了人生中最快樂的幾個星期。過去一年多來，在中國遭遇的種種磨難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夏巢川並非她的本名，她希望保留一些個人隱私，但會盡全力講出在中國的真實經歷。夏巢川生於1997年，在河南鄭州度過童年和少年，初中時留學新加坡，後考入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哲學系。一直到了20年。我因為疫情的原因，從學校回到了上海。沒想到，在上海一呆就是四年。解說：在上海期間，她參與了一些關於女性和性少數羣體的公益活動。但是政府的打壓逐漸升級，這羣年輕活動者的生存空間日漸縮小。 2022年1月，江蘇徐州豐縣「鐵鏈女」事件引發輿論風暴。這位被鐵鏈拴住脖子，常年鎖在簡陋的棚屋裡，生下八個孩子的女子的悲慘命運也讓夏巢川寢食難安。我跟我的朋友當時在網上做聲援的工作，然後我們就接二連三地開始受到警察的騷擾、威脅、喝茶，警告我們說不能這樣子，否則我們的學業和家庭都會受到牽連。我覺得那是我自己第一次直接地去面對警察的這種公權力打壓吧。解說：3月底，上海突然宣佈封城。這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城市陷入混亂。嚴苛的疫情防控措施也令民怨四起。「白紙運動」那天，街上的人好像都不怕死我覺得那一年，我們的情緒都在慢慢積累。到了4月份的時候是上海的封城。我跟媽媽兩個人被鎖在家裡面，每天沒有吃的，沒有物資，每天在看自己的朋友圈。有人喊要物資，有人喊說想要自由。再然後是習近平的連任，彭載舟在四通橋上舉出了橫幅。但是到那個時候為止，所有的封控都沒有停止過。我當時會感覺到說，所有人的情緒都來到了一種壓抑的頂點。所有的人都在高壓鍋裡面，所有的人都已經接近精神失常。然後時間就來到了11月24號，烏魯木齊爆發的那場火災。白紙前一天晚上的時候，我記得我當時在看婁燁的《頤和園》。這部電影在中國是一部禁片。裡面有一段是女主她在寫自己的日記，寫了很多私密的事情。一直到最後一句，她在日記裡面說：北大的學生去了天安門。我在那天晚上不知道為什麼，就想到了80年代人們做的事情。我拿了一張紙。把那段臺詞抄了下來。我想把它發在朋友圈裡面。但是當我點開朋友圈的時候，我就看到所有人都在街上。白紙運動就是在那天爆發的。我當時幾乎沒有什麼猶豫。我就打了車直接過去。等到我到現場的時候，應該是27號凌晨2、3點的樣子。我記得當天，在街上的人好像突然都不怕死一樣。有種像是我們過去一年受到的所有的噤聲、所有的壓迫，終於在那天以另外一種方式被我們喊出來了一樣。我當時覺得就是震撼吧。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能夠親自在國內見證這樣子的場面。那個時候，警察已經開始清場。我記得當時在街上的時候。會有那種抓人的大巴車路過。所有人都會舉起大拇指，向大巴車裡面被捕的人致敬。我當時看到那個場景，我就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就開始舉起中指，對著警察。然後我整個人眼淚就開始止不住地往下流。因為我們能看得到彼此。因為我們能看到每一個人和我們在同一個空間裡面感受著什麼東西。我覺得那種看見會讓所有人都變得毫無畏懼。 我也被抓上那輛大巴車解說：夏巢川回憶，第二天下午，人羣又開始聚集在烏魯木齊中路聚集。下午3、4點她回到那裡時感覺形勢大變。 我記得第二天，人羣之中有一種蔓延開的情緒，就是無助。來了很多武警。警察也變得特別的暴力。他們開始沿街抓捕人、打人。每次當我舉起來相機，警察就會蜂擁而上地來追我。有一次我沒有跑掉，然後他們就蜂擁而上，把我按倒在了地上。他們抬著我，把我抬上那輛大巴車。 解說：夏巢川說，那是一輛可以容納30人左右的大巴車。上面已經坐了一些人，很多年輕的面孔。 警察讓我們所有人交出手機，說出手機上的密碼。我記得當時我右前方坐了一個人，警察來到他面前的時候，讓他交出手機。他說，他不交。警察又問了兩句，然後就把車上的簾子拉了起來，扇耳光。我記得我當時的心情就是既憤怒，又覺得荒謬吧。我明白警察會打人，但是他們竟然還知道自己打人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要拉上那個簾子才去打。我當時被抓上大巴車之後，說實話我其實很害怕。我當時甚至認為說，這個就是第二場89六四運動。我覺得我們的下場可能是坐牢，也可能就會人間蒸發掉。我記得當時我問身邊的人說，你們怕不怕。他們說，我怕。我說，我也怕。我說我不知道我今天以後會不會就再也見不到我家人了。我想，哪怕是那天之後見不到自己的家人，我不會後悔自己做過這樣的事情。 解說：據夏巢川回憶，被大巴車分批載來的抗議者被帶到一處荒涼、廢棄、貼著警察標識的房子裡，接著又被分送到上海各地的派出所。 我自己當時被帶去的是（徐匯分局）康健新村派出所。我記得他們後來就把我帶到了審訊室。他們問我那天為什麼要上街，我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他們當時就跟我說，你有沒有聽到有人喊「什麼什麼下臺」？我就裝傻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他們說，就是那些「下臺下臺」的，你沒有聽到嗎？記者：他們不敢說習近平的名字？對，他們不敢。他們哪怕連復讀我們的標語，都要把習近平三個字省略掉。後來他們就問我說，我上街誰指使我的？我知不知道是誰在策劃這個活動。有沒有人給過我錢，我的目的是什麼？好像他們對於任何一個跟政治沾了邊的人，永遠都是這幾個問題。永遠在假設說，我們背後有一個團體，有一個邪惡的勢力在操控我們。哪怕我一遍一遍跟他們講說。我是自發的，我的每一個朋友也是自發的，但是他們就是不願意去相信這點。 24小時以後，我們所有人都被釋放。釋放之前，警察警告我們，這是你們第一次參與這個活動，也是你們最後一次參與。如果再有下次的話，情況就不會這麼簡單了。看守所裡，我和死亡的距離非常非常近解說：12月初，夏巢川見到了一位同在白紙運動中被抓的朋友。朋友說，她被帶到田林新村派出所。在那裡，好幾個白紙參與者都被毆打。有個女生被打出腦震盪，還有的人是被踢肚子，有的人是被扇了耳光。他們有被脫光衣服檢查搜身。給女性搜身都是男警察。 解說：夏巢川在推特上曝光了這件事。 我覺得說我聽到的這一切，如果我不去講出來，如果我不去讓更多的人知道，那我整個人的靈魂就在慢慢死掉。當時就只有一個選擇，就是跟著我自己的良心走。我覺得如果有後果，那就這樣子吧。到了12月5號，大概就是我推文發出來的一天之後。那天晚上的時候，我跟媽媽在家裡面吃飯。吃到一半，外面就突然想起敲門聲，是那種很急促的敲門聲。我就踮腳尖過去看了一眼。我發現外面大概四、五個穿著警服的人。他們就堵在我們家的門口。我當時跟我媽媽說，你不要說話，也不要開門，什麼都不要做。然後我回到自己的屋子裡面，開始刪手機上面的推特，刪手機上面的信息。但這個時候外面警察已經開始在大喊大叫。大概過了有一分多鐘的樣子吧，媽媽過去開門。然後警察就蜂擁而入地過來，控制住了我。 解說：警察不顧媽媽歇斯底里地哀求，帶走了夏巢川。她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關進了徐匯區看守所，而且是單獨關押。 他們讓我脫光衣服。手抱在頭上原地跳。主要是為了檢查我身上有沒有藏東西。體檢完了之後，他們就把我送進看守所。他們在後面不停地吆喝，說快一點，快一點。像是在對待一個牲口一樣把我趕進去。整個房間大概9米、長3米寬，一半是半米高的木板。另一半是瓷磚地板。整個37天，我都是一個人這樣子過來的。他們稱呼我永遠是用那一串編號，而不是用我的名字。他們對我一言一行都像是在對待一個真正的罪犯一樣。不斷地在提醒我說，我是這個國家的垃圾。我對不起周圍的人，我對不起父母。看守所裡面有很多不人道的設置，比如說我們頭頂的天花板上有一盞長亮的白熾燈。那種亮度會讓你覺得每個角落好像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最開始的那幾天，每天晚上都失眠。在白天的時候，好像每一分鐘都已經像一天那樣漫長。但是在晚上的時候，失眠的感覺就會讓你每一分鐘像一年一樣漫長。整個看守所充滿了攝像頭，在最前和最後各一個。我們睡覺的床旁邊是一個蹲便。攝像頭就在那個蹲便正上方。但是當你去忍受那種一分一秒的折磨的時候，失去隱私好像已經成為一件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我們在裡面的作息大概是6點30分起床，7點鐘吃早飯，10點30分吃午飯，下午4點鐘吃晚飯。每頓飯他們是用一個大鐵盒送過來。鐵盒裡面會裝滿米，上面有一層薄薄的蔬菜，有時候會有一些肉沫。條件好一點的時候能吃到那種乾巴巴的魚排。但是不只是我自己，我聽過每一個進過看守所的人都會因為裡面的飯菜產生嚴重的便祕。我大概是到了第10天的時候，發現自己一次都沒有排過便。最後我沒有辦法，我是用手一點點摳出來的。我在裡面的狀態像一隻毛蟲，就是那種沒有骨頭，只能靠身體蠕動來向前爬行的毛毛蟲。其實我從小是很害怕毛毛蟲這種動物的。因為我看到這種動物會覺得它們爬行的樣子很疼。它們沒有四肢這樣子很無力、很無助。但當我在看守所裡面的時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只有毛毛蟲這種動物才能最好地比喻我在裡面的處境。因為我自己當時就像是被切斷了四肢，被蒙上了眼，被割掉的舌頭。整個人能做的只有蠕動肌肉，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裡面生存。我覺得我在裡面的那段時間，我跟死亡之間的距離是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一個是來自於我對於未來的恐懼，一個是來自於那種像地獄一樣煎熬的時間。我會覺得我不知道自己還是不是活著。解說：根據中國法律，刑事案件至多可以有30天刑事拘留，以及7天的檢察院批捕階段。被拘留後的第37天是命運的分水嶺。嫌疑人通常會在這天知曉自己是否會被正式逮捕。我在裡面會每天用一個紙團去代表一天。每七個紙團，我會換成一根紙棍。到了滿四個星期的時候，會把那根紙棍換成一朵花。 解說：到了第37天的時候，夏巢川覺得自己註定要坐牢了。 那天，我幾乎已經放棄了所有的希望。整個人處於一種萬念俱灰的感覺。一直到了晚上的時候，在我房間裡面另側的那個喇叭突然就響起了叮咚一聲。喇叭裡面傳出來聲音告訴我說，讓我把所有東西整理好，在門口等著。我當時幾乎整個人就癱在了地上。那一刻自己覺得像是活在夢裡一樣。過了一會兒，出租車來了。在路上，我把車窗搖下來。然後把手伸到外面，一直在揮舞。然後大喊著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到家時，媽媽在門口等我。我發現她老了很多。我後來才知道，那一個月她都在抄佛經。解說：夏巢川並沒有完全自由，而是在繳納1000元保證金後被取保候審。她的取保候審期限是一年。在這一年裡，她不得出境、不得開車，如要離開上海，需要向承辦警察報備。我那一年其實過得很孤獨。我沒辦法向周圍任何一個朋友去講（我的經歷）。我不想讓自己陷入危險，也不想讓我的朋友陷入危險。但是我經歷過的創傷就擺在那裡。讓我沒辦法去逃開它，讓我沒辦法去像別人一樣，回到正常的生活裡。那樣子的感受是很窒息的。 解說：在這期間，夏巢川頻繁受到當局騷擾，被逼迫搬遷，警方還帶她到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做過一次精神鑑定。 當時我心裏蠻害怕的。我其實直到現在都不確定。他們那個精神鑑定有多少是真的在做鑑定，有多少是為了看能不能把我關進精神病院。 警察又來敲門了解說：2023年底，「白紙運動」時隔近一年後，成千上萬人以慶祝萬聖節的名義再次聚集上海街頭。 我記得那兩天有很多關於政治隱喻的表達。比如說有一個人帶著花圈，旁邊舉著牌子說，我在上海很想你死。還有人扮成魯迅，有人扮成大白。 解說：夏巢川也走上街頭，用曲別針固定的白紙覆蓋了她的一襲黑衣。她想用讓人們銘記「白紙運動」。 她知道這樣做可能會讓自己再次陷於危險，但是她認為，即便出現最壞的結果，也是她願意承受的。我心裡面的恐懼最強的時候，是第一次在白紙運動被捕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我的後果是什麼。但是當我真地經歷過看守所之後，我會覺得那個經歷雖然是像地獄一樣的經歷。但它是可以看得見可以摸得到的。那種可以看得見摸得到的那種恐懼，其實和無形的恐懼相比，就沒有那麼的強。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共產黨為什麼能統治我們的原因吧。因為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中國的司法是一個黑箱。所有人從老到少，我們都會講不要惹他們。惹他們的後果是不可預料的。他們也很懂得怎麼去利用我們這種對他們無形的恐懼。 解說：萬聖節過後，日子如常，夏巢川以為不會再有秋後算賬。然而，半個月後的11月14日，警察又來敲門了。 那天是早上7點多鐘吧，我剛剛醒來不久，我就聽到敲門。其實那一整年以來，我對於這種敲門聲都有了一種應激反應。我先把自己的備用手機關起來。把它藏在了我廁所的垃圾桶下面。然後我踮著腳尖走過去門看貓眼。貓眼外面站著大概五六個警察。還有一個穿便衣的人。我的心臟一直在狂跳。一方面很害怕。另一半腦子又極度的冷靜。我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我給我媽打了視頻電話，告訴她說警察就在門外。然後我向外界發送了信息。所有這一切都做完以後。我當時就想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害怕的東西了。雖然說我的手還在抖。我給我朋友打了個電話。我說我可能要消失一段時間。我讓她別害怕，其實我是在告訴自己說，別害怕。然後我打開了那扇門。打開門後，我記得警察和那個穿便衣的人，他們衝進來。花了3秒鐘的時間，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後他們開始扇我的耳光。一邊扇一邊問我說為什麼不開門？我記得整個過程大概有半個多小時，他們在我家裡面翻箱倒櫃。一直找到他們覺得沒有別的可找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就給我靠上手銬，說走。我記得他們當時問我，你知道我們花了多久才找到你嗎？我們花了14天的工夫找到你，接下來我們要看看該怎麼對你。逃離窒息的地獄，不帶一絲留戀解說：夏巢川被送進了黃浦區看守所，一樣的「尋釁滋事」罪名，一樣的單獨關押，一樣長明的白熾燈，一樣無所不在的攝像頭。她被禁止會見律師，還被用手銬綁在一塊木板上，整整三天。三天以後，我撐不住了。我不知道他們會再拿出來什麼樣子的手段。我跟他們說。那我寫一份筆錄好了，我承認我是在紀念「白紙」。之後過了大概5天還是7天的樣子，他們又一次過來找到我，想讓我再拿出更誠懇一點的態度，所以說他們要給我拍一段視頻。我要在視頻裡面講，我這樣子是不對的，我對我自己的行為後悔。我對不起國家，我也對不起自己身邊的人。他們跟我說，我只要錄了這段視頻，他們保證我一定可以出去。我沒有錄，因為我知道，這個就是電視認罪。他們很生氣，對我吼了很久。然後他們拍桌子離開了。我記得他們最後一句話說，行，你等著。我回去之後很慌。我覺得他們的意思是。我可能出不去了。 解說：夏巢川沒有料到的是，28天後，她突然獲釋。她至今不知道她被從輕發落的原因是什麼。她只知道，重獲自由後，她將不帶一絲留戀地離開中國。 從踏出中國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像是從一個窒息的地獄終於回到了空氣裡，終於可以呼吸了一樣的感覺。沒有遺憾，一點點遺憾都沒有。解說：夏巢川曾做過一個逃離北韓的夢。在夢裡，她不斷奔跑，跑過那些在飢荒中掙扎的村莊、掩埋死人的田野、廢棄的鐵路、一排排的機關鎗。可是，無論怎樣努力，自由都只是遠方那無法企及的微光。我自己經常覺得，自己的身份和那些北韓逃出來的人之間有一些說不上來的聯繫。我覺得我是倖存者，他們也是。我們是在這個世界另一側黑暗裡面活著的這些人，但我們又是這些人裡面最最幸運的類型。因為我們有權利倖存下來，我們有權利活著。而我現在做的這一切，就是我在用這個權利，去講述我經歷的這一切。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很平靜，帶著力量地講出說：我從共產黨的統治下倖存了。我一直覺得，我這一輩子其實不管怎麼樣，都已經被共產黨所影響和塑造。就好像他們永遠永遠地把一個共產黨的符號印在了我的記憶裡面。那我就只有一種選擇，就是我要帶著它活下去。我要帶著所有這些傷痛、這些創傷，活得越來越好。夏巢川已在歐洲申請政治庇護。未來她希望從事和人權相關的工作。 △（轉自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