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說，這種對於信仰的恐懼已經反映在處理法輪功問題上，面臨宣傳機器的攻擊和對法輪功弟子的逮捕，法輪功運動的廣泛性和韌性超過了兩年前的想像。在信仰面前江澤民政府已失去了它的權威。儘管法輪功大師現在已經是美國居民，但它從根源到實際作法都具有中國的特點。
但天主教聖徒卻完全可以被描寫成爲邪惡的外國傳教士及其中國上當者。仇外情緒是反對西方宗教的現成武器。
的確，基督教傳教活動，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後期，是同西方帝國主義、通商港口和中國的屈辱聯繫在一起的。
西方商人和政府代表同傳教士很少有共同之處，傳教士往往是忍受困苦甚至死亡爲中國帶來基督、學校和公共衛生。
但在義和拳時期，他們都是被作爲西方擴張主義對待。反對外國人和反對基督教的義和拳運動在1900年被帝國主義鎮壓。多數新聖徒都是被義和拳殺死的，義和拳後來被看作愛國主義運動。
對於冊封這麼多的中國愛國主義運動受害者，有些天主教徒質疑梵蒂岡的智慧。但根據中國的宣傳，基督教烈士不僅是帝國主義特務，他們本人也非常邪惡。
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把St. Albericus Crescitelli (1863-1900)說成是在舉行婚禮之前非禮新娘的系列強姦犯和向貧窮農民借款的高利貸商。 新華社還說，St. Auguste Chapdeleine (1814-56)僱用匪徒傳播福音。其它的新聖徒包括走私者，中國文物貿易商等等。梵蒂岡封聖調查人員可能對於聖徒和其它罪人過份寬容，但他們居然會忽視這麼多罪惡？
伊斯蘭教沒有教皇，但也受到中國政府攻擊。中國使用穆斯林極端主義者和原教旨主義者等西方和俄羅斯最容易接受的說法煽動反穆斯林情緒。
但在中國和車臣一樣，那些說法實際上都是誤導。中國新疆的土耳其人（維吾爾）在新疆安放炸彈，反對漢族向他們認爲是自己國家的地方移民，這只是一種民族主義，而不是激進的伊斯蘭教。但對於北京來說，承認這一點就等於承認漢族和維吾爾之間的深刻矛盾。
北京的問題並不侷限在宗教或精神方面。領導層擔心的是隨着共產主義鴉片失效，各種信仰都會侵蝕它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