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有作者在针对此事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该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等一干“人民公仆”，显然是向来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中的异数，他们在百忙之中，还不忘跟上访的农民开个玩笑，幽他一默，以活跃气氛，放松神经，“笑一笑，十年少”。不过，我发现这名作者也够有“幽默感”的，他居然会一本正经地对这种“一点正经都没有”的“人民公仆”大讲特讲“共产党的干部应是‘三个代表’的实践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行者，是花纳税人钱的公仆，是替老百姓跑腿办事的公务员……”的道理，如果不是在装模作样地对牛弹琴，也是在傻乎乎地把一束中看不中用的鲜花插到一堆臭气熏天的牛粪上了。
老实巴交的农民刘福民，妻子和女儿都被拐卖，对他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在万分悲痛之中，他没有一味仇视社会，没有自己苦练武功或借高利贷出高价请黑社会杀手帮忙以报仇雪恨，而是循着合理合法的渠道，找到代表党和政府履行维护一方治安职责的派出所寻求帮助。这充分体现了普通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派出所哪怕还有一丁点儿良心，也应该在一种被信任的感激中给刘福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他们竟然屡次对他大打出手，真是应验了两千年前孟老夫子说的那句话：“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既然下面有这样的被派出者，那么上面的原派出者———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等人，在一个身遭惨痛不幸与万般冤屈、苦苦抗争十余年、被逼迫到了生存边缘的农民的上访材料上批示，要求他去找银河系的外星人、月球上的秘书长解决问题，也就完全在“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的中国人的意料之中，实在算不上什么“幽默”了。
从派出所到县政法委，从县公安局到县法院，对一个孤立无助、备受摧残的农民如此冷漠无情，这说明在一些地方，衙门与民居之间，领导干部与普通老百姓之间，已经被人为筑起了一道比城墙倒拐处还要厚重的隔离带。在这道隔离带的严密保护之下，某些为官作宰者不但衣食丰足，长年高枕无忧，而且还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小老百姓的干扰拒之门外，以便眼不见心不烦，哥儿几个吃香的喝辣的拉臭的怎么快活就怎么折腾，保准没事儿。如果有小老百姓像农民刘福民那样对他们执信不悟，先是以为派出所真能惩治罪犯，遭到毒打后又以为到“上级”那里准能讨来个“说法”，于是十几年如一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上访、告状，从县公安局找到市法院，从省城晚报告到中央的《焦点访谈》，那么这隔离带两边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就大有被破坏的危险了，官僚们爱民如子的光辉形象就要被严重影响了，他们互为交通利益共享的秘密就要彻底暴露了，他们能不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吗？一些地方官员之所以认定“上访无好人”，不惜动用警力对上访者围追堵截，更有心中有鬼的官员将上访者杀人灭口，其原因正在于此。
然而县政法委书记等人的“幽默”批示尚有更深层的含义：他们其实并不怎么害怕刘福民的继续上访，所以他们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控制他的人身自由，相反，出于对某种中国国情的判断，他们坚信，一介草民刘福民即便告到市公安局、省政法委，告到党中央、国务院也是白搭，怎么去的还得怎么回来。至于银河系的外星人、月球上的秘书长，则是子虚乌有的瞎扯淡，根本不可能为他说上半句话，就更不值一提了……这些官僚“幽默”感十足，智商、情商都不低，怎么看都不像是“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对小民刘福民的命运做出的安排，如果不出现像“月球上的秘书长突然发话”那样的意外情况，几乎也就是一种必然了。在如此这般坚硬无比的中国国情面前，我等命若蝼蚁者尽管暂时还没有遭遇到刘福民式的厄运，却仍然感觉到了一阵阵天崩地裂一样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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