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金正日看到了南韩的KBS电视台播放的我拍的录像时，立即命令：“找出拍摄者处死！”。在日本的“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注：亲北韩组织）说：“录像确实是在北韩的环境下拍的，但那是北韩当局故意安排的，安哲上当了”。听到这些，我唯有苦笑。在中国这边，也有谣言说“安哲是中国的朝鲜族人，不是北韩人。”要是真的这样想，我反倒安全了。可是，我要为了：我自己，北韩的老百姓，和帮过我的人们，讲真话。
（一）97年7月，逃离
我，安哲，1972年生。只能讲这些，我的脸也不能让你看到，我的家人还留在北韩，如果有人知道我就是安哲，他们就会有危险。请理解。我的父母和弟弟等4人，生活在北韩中部的A市。父母都是工人，我也是。父亲由于有亲戚在中国，所以，我们一家的“成份”就不好，父亲也入不了党（劳动党）。就是说：我们是社会的最低层。我想做“人”，所以曾经考虑过参军。因为参军可以入党。可是，父亲却塞钱给军事动员部的医生，让他在我体检时写了“不合格”，父亲却说：“不想让你遭部队的那个罪。”，当时，我可是气坏了，因为想过好的生活。
真正的饥荒是从1993年开始的。配给中断，我们工厂的油和电的供应也跟不上，工作就逐渐停止了。A市的工厂几乎都是这样。配给没有恢复，家里人的营养情况都越来越不好。不少人就这么倒下来了。街上到处是流离失所的人。冬天气温是零下十几度。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挤满了流浪者。失去住处的人，就是那些为了糊口，把自己的房子贱卖给黑市的人，就是卖了房子，得到的钱也只能维持一个月左右的生活。国内的物资／粮食全部都只有靠黑市来供应。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刚刚还在动弹的人如果突然倒地不起，也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我们一家人开始也是当了一切家产给黑市度日。但当光以后，只好出来“谋生”了。我在全国－除了平壤以外，到处去找粮食。主要的，是频繁地去中国的吉林省的国境地区。原因是，中国的对朝援助以白市和黑市两种方式，大量向北韩运谷物。所以，和中国交界的山区是以前谁也不想居住的地方，可现在变成了粮食供应最好的地区。从1993年到1995年整2年当中，我走遍了国境的村镇，也为我此次的秘密潜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比如，我知道了：北韩政治保卫处的秘密警察的“10号哨所”是最难应付的。但是，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97年春天，当我弄粮食回家时，等待我的是我父母的遗骸－他们饿死了。
这样，我失去了我拼命想孝敬的东西，而且，我的脑海里也浮现出我自己也将成为白骨的图像来。党的号召“苦难地进军！”，“决死地保卫革命的最高统帅部”等等，在我看来，变得虚浮了。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什么社会啦政治啦这些，只要能活着就行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对金家父子有疑问，将意味着是活得不耐烦了。 但是，我那时还是在脑子里蹦出了“金日成，金正日，你们究竟是什么？”的朦胧想法，这是生下来第一次，但已经无法制止它了。
1997年7月，我到父母的坟头前告别“我要逃亡中国。”，又和亲戚－他们因为有牵挂不能走－告别。然后，奔向我熟悉的朝中边境。深夜，我毅然地跳进了鸭绿江。
（二）决心
97年12月。由中国的朝鲜族人介绍，我进入吉林省的一个伐木厂做工。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在日朝鲜人－他是RENK（救助北韩民众紧急行动联络网）的李英和局长。RENK是北韩难民的支援团体，是来中国作实地调查的。我和他用同种语言可以交谈，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公然主张“打倒金正日政权，北朝鲜要民主化”。而且，他还说在日本的朝鲜人正在进行组织活动。什么？日本也有朝鲜人？他们可以活动？从北朝鲜和中国的社会现状来看，这真令人不敢相信。我还是不能完全怀疑金父子有问题，所以，并没有马上接受李的“要斗争”的看法。
但是，又想到父母是被饿死，我自己背乡离井，寄人篱下，仇恨金家父子的感情无论如何也抹之不去，反复考虑后，我终于同意了李的看法。我决心去斗争！当我看到李的小型摄像机，突然，有了想法。“我要回去，把国内的悲惨情况偷拍下来，让全世界看！”李局长开始非常犹豫，说太危险了。但是，我有绝对的自信，因为我对“10号哨所”的位置，对答检查的方法，要出多少买路钱，都了如指掌。而且，即使被捕，要么逃跑，要么咬断舌头，会严守秘密。见我的决意，李终于同意了。他把这次的行动命名为“中国/辛德勒作战”。先说明一下我的作战装备。小型摄像机就是我的武器，把它装在包里，在镜头和麦克风的地方开小洞。抱着包一面走路，一面摄像，没有人会引起注意。摄像带有6盘，用掏空的“长白山”的香烟合作伪装。而掏出来香烟就又成了很好的贿赂用品，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高级品。然后，是充电池和充电器，还有半导体收音机。再带上日元，美元和人民元3种现金。人民元在国境沿线是通用的，但再向南下的方向走，人民元就必须和北韩的货币作兑换才行。
就这些东西，所以，这次我是意外地轻装上阵，这样的轻装旅行我是第一次。另外，也是考虑为了逃跑方便。我重点学习了摄像机的操作方法，又反复进行了摄影训练。以后，决定了潜入的地点和摄影的地方－有我朋友居住的北韩中部的B市和C市。虽然，我想去家乡A市，但最后和是放弃了。由于我失踪了好长时间，作为对居民的动向把握严厉的当局，大概会认为我逃往到了中国。一旦，我出现于家乡，就会成为政治性的大事。
（三）再次潜入
98年9月下旬。 我和住在中朝边境的村民A取得了联系。A的家离江边只有一佰米左右的距离，而江宽约50多米。A告诉我：“中国方面的警卫比较松，从北韩来的人也多起来了。”接着，和朝鲜一方的走私商也取得了联系，在7月份我已经给了他一笔现金。行动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实际上，我在7月份曾经尝试过一次渡江，但当时，北韩正在选举人民代表，所以戒备森严，只好半途而废。到了9月份上旬，又逢金正日的国防委员长上任，加上建国50周年记念日也没有成行。因此，我想这一次一定要走。走私商和北韩的国境警卫队是穿一条裤子的关系，就是实际上他们狼狈为奸，盘剥来往的难民。士兵也饿肚子，抓住难民就没收他们的行李，为了生存，也接受走私商们的贿赂。我拎了一个体育包到了A家里。包里有在北韩大家都常穿的卡几色的布衣服－那是件很旧的衣服－到了北韩必须更衣，因为在中国穿的衣服太“漂亮”了，容易引起注意。我这次回国的真正目的对A和走私商都没有讲，他们多以为我是在中国赚了钱回家的难民而已。A的家里又来了40和30岁的夫妇共4人，加上我和走私商，这个“回国团”一行为6人。
接下来，又等了一个星期。走私商来了，他已经和国境警卫队的年青士兵搞定了，说没问题。晚上10点，到达渡口点。伸手不见五指。由于难民太多，中国一方也加强了警备巡逻，只好利用间隙，不时躲藏于路旁的树丛里。 对岸有被收买的朝鲜国境警卫队的士兵，他们的警备时间是0点到第二天的清晨，他们现在都在哨所里一动不动的警戒着。
（四）渡江
从中国一侧的渡口点的约有20米高的悬崖下来，在江边等待暗号，就是打火机的火苗。这时，在江边已经等了3个多小时，干着急但没有办法。还有，赤身裸体过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衣服湿渌渌上岸，一看就是偷渡客。所以，比起往中国跑，回去更加可怕。而且，比起抓朝中国逃的，北韩国境警卫队更喜欢抓回国的难民“肥鸭子”－有钱又有粮。江水并不深，也不太冷，最深的地方也就到肚脐眼附近。不一会就到了对岸。被收买的士兵还来迎接我们，看上去象是走私商的亲戚，今年21岁了。为了对付夜里的难民偷渡，其实警戒还是很严的，所以，为了冲破警戒线，这小伙子要给我们做向导。通过果园和小山包，又躲开警备哨所，就到达一户人家。饱餐了一顿玉米，就猫在仓库里，很快就昏昏睡去了。
（五）没有身份证
我躲在仓库而不住在人家家里也是有原因的。在北韩的村落有“人民班”的检查制度，就是说：从其它地方来的人，或者要住宿，就必须登记。特别是国境附近，这种制度尤其严厉。有纠察队在各家巡逻，要查看身份证，还打开行李检查。我带着摄像机这个“危险品”，加上无身份证。我在逃亡中国时，已经扔掉了原来的身份证，而且，由于北韩的人民代表的选举，以前的老式象笔记本一样的身份证已经换成象中国那样的卡片式的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能登堂入室到人家里。
在仓库里呆了2天后，那家的男人带我来到火车站，乘火车头驾驶室的座位往E市去。我没有身份证，又带有危险品，还有，我没有“旅行许可证”，要想乘坐旅客车厢，根本不可能。所以，火车司机拿了钞票，他的座位就让给了我。这些都是那个走私商人的安排，想想也只有这样最安全又舒服。付给走私商的钞票为人民元800元，他也真是负责到家了。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深夜快到达E市前的一个小站，一个安全员（警察）突然串进驾驶室，大概看我根本不象火车司机，二话不说，大吼一声：“身份证拿出来！”，我的脊背一下子僵直了。逃跑吗？只有逃了。
“我没有。”我大声地毫不示弱地回答他，并迅速打开他身后的门，跳下车，飞也似地狂奔而去。我逃脱了。结果，我只好步行去E市。由于我一天24小时以上没有吃饭了，虽然兜里有钱，可是在北韩并不是到处有饭店餐馆的地方，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