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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路,坚定的心
撰稿: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 2000年10月2日 【北京】手牵着她六岁的儿子,张学玲迈着艰难的步履,冒着夏日清晨的炎热,走向中国政府的信访办公室。心头的记忆就象这暑热一样沉重。 四个月前,她的母亲陈子秀“想到这里来讲明法轮大法是好的”,张女士说,“但是她死得那样惨,所以我到这里为她讨回公道。” 陈女士曾希望使政府相信它取缔法轮功是不公正的,58岁的她几年前就已经修炼这个精神功法。根据本报四月份一篇文章的报导,那次赴京旅程导致了她被逮捕、遭受酷刑折磨以至死亡。五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受理了这个案件,并且随后批评中国没有采取措施控制警察虐待的发生。九月,美国国务院将陈女士的死亡事件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主要例证。中国各级政府都拒绝对陈女士的死发表任何评论。 在中国,当一个人死亡时,警察通常应家属之要求签发一份死亡证明书。目击者指证的2月21日杀死陈女士的警察坚持说她是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医院里。张女士希望通过开出死亡证明,迫使警方承认她母亲是死于警察的监禁中。那样,估计就会引起内部调查,她希望就此将行凶者绳之以法。 但是,张女士开始明白了不要说讨回公道,仅仅是寻求讨回公正的途径都是那样艰难,尤其是在一个党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国家里。张女士匆匆奔往信访办公室,穿过一群群和她一样使用申诉的权利要求向政府申诉冤屈的人们。这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做法,此政党将其作为社会安全的阀门保持下来。一位衣衫被弄脏的农民蜷缩于一扎纸上,在空中晃动着笔,努力回忆着如何写“征用”这个字。据说他的族人为收回被官方非法征用的土地已经努力了十四年了。 这个办公楼的入口设在一个小巷里,12名便衣警察带着手机和诡诈的眼神谨慎地监视着。小巷入口处的安全人员询问每一个到来的请愿者是否是法轮大法追随者。他们阻止了那些说“是”的人进入。但是,张女士可以诚实地说她不是追随者,她的问题是一桩简单的警察虐待事件。她被允许进入了。 张女士身材矮而结实,圆脸,梳短发,目光诚实,她曾是那种在中国改革的年代里很容易跟随潮流的人。她的家乡在东部山东省潍坊市,那是一个拥有130万人口的繁荣市镇。她在一个百货商店作职员,业余时间读会计课程。她已婚,生了一个儿子后回公司作了会计。以后,由于邻居称赞她在介绍几桩婚姻时很在行,她就趁中国越来越自由开放的形势,作了专职婚姻介绍人--这是中共在头30年的统治中所禁止的职业,但是在这20年的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 张女士开始时是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大法的。但是自北京将法轮大法视为政治威胁而于去年7月加以取缔之后,她站到了政府的一边。她对母亲一再重述政府的理由:政府说,现居美国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不值得信任的,他将生日改成与佛同日。政府还报导说1500名追随者因拒绝就医而死亡,这也令她担忧。 她将这些疑惑放在心里--直到2月21日。早几个月时,即12月份,陈女士到北京去抗议政府取缔法轮功。她遭到逮捕并被送回家。2月份当她再次想要赴往北京时,警察没有任何罪名就将她投入监狱。官员们要求她放弃信仰。根据同狱的人及家人说,她拒绝了,被打昏过去,于2月21日死亡。 她给中国最高民事权力机构国务院和地方媒体写了几封信,要求得到母亲的死亡证明书。两个机构都未予理睬。警方却“理睬”了她:根据张女士的计算,在几个星期内,无数次的会面中,警察共讯问她了107个小时。最终在4月底,她被以“歪曲事实和搅乱社会秩序”罪判处15天监禁。 拘留是一个转折点。“我被与一般犯人关在一起,最终能够看清母亲所遭受到的冤屈,”张女士说,“我决定尽我的力量来学习,用官方的语言向他们挑战。” 被释放之后,她不再作婚姻介绍人,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申诉母亲的案子中。她买来法律书籍,学习如何向官方申请以取得文件,以及被拒绝后如何申诉。她的做木匠的丈夫从始至终支持着她。 这使张女士与法轮大法的坚信者们有了密切的来往,因为他们的地下网络为她的层层上诉很提供了方便。弟子们视她母亲为为信仰而牺牲的人--法轮功组织说,在过去一年的政府镇压中有超过五十人死亡,她母亲是其中之一。地方上的坚信者们非常乐意将张女士安置于自己的家中。他们还告诉她到哪里去找上诉办公室,因为政府没有将这些办公室的名称和地址列在电话簿里。 她的努力集中在死亡证明书上。官员们说火化是在3月17日进行的。火化刚一结束,她就向警方和火化场申请死亡证明书,但是被断然拒绝。她现在决定通过更正规的渠道,递交书面申请,要求取得证明书。 她用了五月份的大部份时间来往于家乡的公安局办公单位之间。区公安局的官员告诉她他们无法签发死亡证明,她应该向更高一层的市公安局请求。而市公安局又将她推回地区,辩称下级机关应该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回到区公安局,张女士被告知上级单位无需记录的复印件,因为检验尸体时,高级官员也在场,并且对此案情已经很了解。(各级官员都拒绝为此文章接受访问。) 再度失望,张女士决定在六月初越级向省会济南的官员上诉。这次,她的目标是敦促省检察院立案追究公安局不签发死亡证明书的责任。 在北京古城迷宫似的小巷里她走失了路,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不令人注意的办公室。一位女士从桌子对面看着她,让她解释案情。这位女士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叹着气。然后她往鼻粱上推了一下眼镜,小心翼翼地开言道:“现在的法制仍然不健全,你的案子现在很难解决,但是你还得回到公安局去。” 回答是模糊的,但这是张女士接触到的几十个官员中第一个给她答复的公务员。她又有了勇气。她带着儿子走到炎热的外面,发誓下午再找回公安局。 回到潍坊的两天后,她到了地方公安局。当一个官员打开这封信时,她瞥见大概内容:“书面处理此案件。”--换句话讲,就是会以书面回复。张女士高兴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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