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上几位老科学家，都是骂不绝口，说是现在的年龄如同当年的家庭出身，不管你学术成就怎样，到年龄就一刀切。我看他们骂也是白骂，干部年轻化似乎是国策，然而这国策推行到学术领域里来倒也别致。咱们的毛病是从头到尾一元化，全国按一个步子走，不管是什么领域都奉行一模一样的政策。以年龄作为学术提拔甚至给科研经费的标准，恐怕环球独此一家，“世界当惊殊”了。

咱们不论办什么，似乎总脱不了那股暴发户气息，眼睛里只看得见能看见的东西。好象一个现代研究所的标志，就是最先进的设备装在最漂亮的大楼里。我参观了好几个实验室，似乎装备都比我单位的强。有的设备之昂贵，我看了只有咋舌的分。然而如此先进的装备似乎却出不了多少活。如果咱们的军队也这样，恐怕打台湾就更没戏了。可笑的是人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软件”的概念。有钱盖房子买设备，却没钱订杂志，难道设备摆在那里自己就会下出蛋来？不知道国外同行在干什么，又怎么去设计自己的课题？据说可以从网上看摘要，然而仅仅是摘要就够了么？这种“唯武器论”似乎和热爱高楼是同样的暴发户心态。连老赵那样的有识之士都会认为大阪不如珠海，看来要纠正这种观念还有些日子。

当然，物质崇拜狂似乎还是比以前好些。记得我在国内时，要用个仪器比登天还难。那时的道理似乎是：既是硬通货买来的宝贝，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不让人使用它。我当初为了使用某设备，虽然不抽烟也去买了无数的“大中华”去孝敬那个管设备的祖宗。咱们的所谓公有制，其实是分割为无数小块的私有制，公用的设备从来是负责管理的人的私产。如今这欺行霸市的现象似乎是好些了，不过不同实验室的设备还是不许互相用。谁的钱买来就是谁的，咱们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而且，复印机似乎还是不许随便用，仍然有个百眼巨龙在那儿虎视眈眈地守护。不过这也不奇怪，要是象国外敞开了让人随便用，恐怕马上就要被人拿去复印＜上海宝贝＞。说到底，还是个社会公德的问题。

人才流失实在严重。据说有的设备闲在那里没人会用，因为培养出来的会用的人出了国。培养一个走一个，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昌盛！说也奇怪，在国内，如何使用仪器似乎成了一种学问似的。其实那些东西多半都是“idiot proof”，挂个香蕉在上头猴子都会盘弄。说到底还是小农意识，对神秘的洋货充满敬畏心理，更怕弄坏了承担不起责任。一面人才流失，一面又不让老科学家充分发挥作用，把钱都给了没有研究经验、连怎么花那钱都不知道的年轻人，这算是哪家孙子的兵法？本来想看看能否找个合适位置从此回家，现在看来还是别打这个主意。一旦回来，所谓“洋科学家”的光圈立刻消失，人家不由分说就要认定你是在外头混不下去才回来招摇撞骗的。又是这把年纪，只有打入冰箱的份儿。还是等到退休再说吧。

崇洋媚外似乎成了千年国策，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过去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我看咱们从来是忽而全封建，忽而全殖民地，没有什么半对半之说。就是那些说“不”的爱国志士，也不过是封建的包装、殖民地的肚肠。对东道主的热情，我心头雪亮。这年头，只要跟洋人（哪怕是我这样的伪军）攀上了什么合作关系，要起经费来就容易多了。咱们那些管科研经费的头儿，怎么就会认定中国人没有搞科研的能力，非得洋大仙们拉一把？那天院长带我去见某财神，毕恭毕敬地介绍：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过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芦笛教授，与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项目非常成功。。。”

“是吗？”财神爷肃然起敬，立刻站起来握手，“请坐！请坐！”

“对不起，”我彬彬有礼地纠正院长，“我不是美籍华人，还是中国籍，也谈不上是什么科学家，只能算个研究人员，更不是什么教授。”

财神爷那十分容光焕发的脸骤然去了五分光彩，院长也显得非常尴尬。出来后他似乎有些郁郁不乐。我完全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

“怎么样，院长，是不是我说错了话，你要不到钱了？”

“唉，”他欲言又止，沉吟了半天，大概是既怕得罪了我，又怕不说我还要继续闯祸，最后还是开口了，“国内的风气您也知道，跟国外沾上关系钱就好要多了。他又不来看您的护照，怎么会知道您是哪国人？”

“可我已经不习惯撒谎了。”

“这怎么是撒谎？您是美国来的不是？是scientist不是？我怎么撒谎了？”他这下是真生气了。

我赶快道歉。最后我们达成协议：他以后介绍我，就说我是美国来的芦笛博士，别的话不必多说，国籍问题更是存而不论。

这种科研基金的分配方式，似乎加重了研究人员内心深处的那种奴性。我参加了几个学术讨论会，发现如今在国内搞科研就如同时髦女郎追逐时装，什么课题在国外时髦就搞什么玩意儿，而且全是“短平快”。那天听了一个博士生的报告，随便问了点问题，小伙子却一问三不知。下来后他对我说：

“芦教授，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题是导师要让我搞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您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出来。”

“为什么要搞这个题呢？我不理解的是：没头没脑的来这么一杠子，搞出点结果来又没有什么后续研究来扩大战果，这是为什么？打一枪换个地方，不是智力浪费吗？而且，恕我坦率地说，你刚才的报告我觉得漏洞很多，结果滑不留手，使人难以相信。告诉我：你是不是只挑支持结论的数据？”

小伙子脸红了，忸怩了半天，吞吞吐吐地承认他对数据作了点艺术处理。他一面恭维我目光锐利，一面央求我别告诉他的导师。我很喜欢他的直爽，便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劝他以后若出国可千万别再那么干，那样会身败名裂的。至于搞那课题的真正原因，他的解释是：

“我导师说，那是国外眼下最时髦的东西，报上去好要钱。钱要到了就行，再继续干下去没什么意思，因为热点又转移了，不如另找新鲜热门的干。”

我长叹一声。看来国内如今这钱已经成了“纲”，有钱就有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了一切，这就是伟大领袖说的“主要矛盾”，抓住它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想得到钱，最直接的路似乎就是炒洋人的冷饭。难道我们所谓“迎头赶上”，就是这么个“迎头”法？

记得当年在国内做小媳妇时，想出了个绝招，兴冲冲地跑去找导师献计。不料导师匆匆看过我花了几个晚上写出来的设计，不屑地说道：

“你能想到的，人家国外就想不到？哪会有这种事儿？我告诉你，人家肯定想到过也试过了，失败了的东西当然就不会发表。花时间去摸人家试过了走不通的路有什么意思？”

我气得脸红筋涨，然而只能默默走开。要是在国外，我就会同他大吵一场，然后带了那个主意另找个导师高飞远走。可惜那是在中国，官大一级如同父母，何况是我的导师。一年后，我在国际上最好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论文，其思路跟我当初的几乎一模一样。

那时国内的科研界还没流行眼下这种“挟外要钱术”，骨子里的奴性就这么足。眼下再加上这“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咱们这根深蒂固的奴性恐怕就更没治了。

肠胃叽哩咕噜之中，拉杂写了上面这些感想。不知道那些吐痰救国的壮士们看了会有什么感想，大概拿不定这回该给“芦老红卫兵”戴上“左”还是“右”的帽子吧。“芦老红卫兵”这个洋奴居然会反起“崇洋媚外”来，恐怕只能说明他的自相矛盾。令人欣慰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丧失了智力，嘟嘟小姐就能看出本老红卫兵说话尽管绕来绕去，其实说的全是一个道理。记得老邑说他是“崇洋而不媚外”，如果咱们都能象他那样，这个国家就有戏了。

说起老邑来，顺便再说句话：你一面号称主管不让你再上网，一面却又去赏月赏到乐不思蜀，到底这饭碗危机存不存在？你说我疑心生暗鬼，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疑心，是小心。本老红卫兵是伟大领袖一手教育和再教育出来的，实在是见多见怕了，因此天性格外谨慎。何况因为总是想老死在父母之邦，坚持没入籍，一旦出了事可没法象宋永毅那样有美国护照保驾护航。当然，本老红卫兵的心理，你们年轻人是没法儿理解的，因为你们有幸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岁月，不知道自己多有福气！(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