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前，她的母亲陈子秀“想到这里来讲明法轮大法是好的”，张女士说，“但是她死得那样惨，所以我到这里为她讨回公道。”
陈女士曾希望使政府相信它取缔法轮功是不公正的，58岁的她几年前就已经修炼这个精神功法。根据本报四月份一篇文章的报导，那次赴京旅程导致了她被逮捕、遭受酷刑折磨以至死亡。五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受理了这个案件，并且随后批评中国没有采取措施控制警察虐待的发生。九月，美国国务院将陈女士的死亡事件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主要例证。中国各级政府都拒绝对陈女士的死发表任何评论。
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六月早晨，陈女士的32岁的女儿想要的就是一份母亲的死亡证明书。
在中国，当一个人死亡时，警察通常应家属之要求签发一份死亡证明书。目击者指证的2月21日杀死陈女士的警察坚持说她是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医院里。张女士希望通过开出死亡证明，迫使警方承认她母亲是死于警察的监禁中。那样，估计就会引起内部调查，她希望就此将行凶者绳之以法。
但是，张女士开始明白了不要说讨回公道，仅仅是寻求讨回公正的途径都是那样艰难，尤其是在一个党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国家里。张女士匆匆奔往信访办公室，穿过一群群和她一样使用申诉的权利要求向政府申诉冤屈的人们。这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做法，此政党将其作为社会安全的阀门保持下来。一位衣衫被弄脏的农民蜷缩于一扎纸上，在空中晃动着笔，努力回忆着如何写“征用”这个字。据说他的族人为收回被官方非法征用的土地已经努力了十四年了。
这个办公楼的入口设在一个小巷里，12名便衣警察带着手机和诡诈的眼神谨慎地监视着。小巷入口处的安全人员询问每一个到来的请愿者是否是法轮大法追随者。他们阻止了那些说“是”的人进入。但是，张女士可以诚实地说她不是追随者，她的问题是一桩简单的警察虐待事件。她被允许进入了。
两个小时之后，她摇着头出来了，她说，“他们说这是刑事案件，应该交由公安局处理。”她沿着一条满是垃圾的运河行走着。“那是我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她补充说，然后消失在一个地铁站里。
一个职业的再兴
张女士身材矮而结实，圆脸，梳短发，目光诚实，她曾是那种在中国改革的年代里很容易跟随潮流的人。她的家乡在东部山东省潍坊市，那是一个拥有130万人口的繁荣市镇。她在一个百货商店作职员，业余时间读会计课程。她已婚，生了一个儿子后回公司作了会计。以后，由于邻居称赞她在介绍几桩婚姻时很在行，她就趁中国越来越自由开放的形势，作了专职婚姻介绍人--这是中共在头30年的统治中所禁止的职业，但是在这20年的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
三年前，她的母亲，一位退休了的工厂工人，修炼了法轮大法，这是一个人数迅速增加的精神运动，源自松散的佛、道思想，保证拯救追随者并赋予功能。陈女士每天早晨用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炼习此团体的慢动作柔软体操，称为法轮功，根据中国传统医学，此功法目的是疏通人体能量通道。
张女士开始时是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大法的。但是自北京将法轮大法视为政治威胁而于去年7月加以取缔之后，她站到了政府的一边。她对母亲一再重述政府的理由：政府说，现居美国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是不值得信任的，他将生日改成与佛同日。政府还报导说1500名追随者因拒绝就医而死亡，这也令她担忧。
但是，当去年底，镇压变得越来越残酷，警察逮捕了数千追随者，张女士开始第一次在心中对政府产生了疑问。北京声称李先生从追随者那里获利致富，但是张女士认识的法轮大法坚信者们只不过花了几块钱买书和教功录像带。而与她母亲在一起的法轮大法成员们远远没有自杀倾向和封建狂热，相反这个圈子中都是些神志健全而明智的人们，并不反对现代医学。
她将这些疑惑放在心里--直到2月21日。早几个月时，即12月份，陈女士到北京去抗议政府取缔法轮功。她遭到逮捕并被送回家。2月份当她再次想要赴往北京时，警察没有任何罪名就将她投入监狱。官员们要求她放弃信仰。根据同狱的人及家人说，她拒绝了，被打昏过去，于2月21日死亡。
地方官员告诉张女士说她母亲是死于心脏病突发。陈女士死亡的第二天，张女士和她的哥哥被允许在地方医院探望尸体，已穿上传统丧服的尸体上满是瘀伤和被殴打的痕迹。当日，医院出具了一份报告说陈女士是自然死亡。医院不再进一步发表评论。
张女士和哥哥无法找到一位愿接受此案件的律师。由于有受到起诉的威胁，3月17日，张女士收到医院的一封信，说冷冻的尸体会在当日火化。从此张女士再也没有见到她的母亲。张女士不能让母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她说，“我觉得不对，他们隐藏了什么事情。”
她给中国最高民事权力机构国务院和地方媒体写了几封信，要求得到母亲的死亡证明书。两个机构都未予理睬。警方却“理睬”了她：根据张女士的计算，在几个星期内，无数次的会面中，警察共讯问她了107个小时。最终在4月底，她被以“歪曲事实和搅乱社会秩序”罪判处15天监禁。
拘留是一个转折点。“我被与一般犯人关在一起，最终能够看清母亲所遭受到的冤屈，”张女士说，“我决定尽我的力量来学习，用官方的语言向他们挑战。”
被释放之后，她不再作婚姻介绍人，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申诉母亲的案子中。她买来法律书籍，学习如何向官方申请以取得文件，以及被拒绝后如何申诉。她的做木匠的丈夫从始至终支持着她。
这使张女士与法轮大法的坚信者们有了密切的来往，因为他们的地下网络为她的层层上诉很提供了方便。弟子们视她母亲为为信仰而牺牲的人--法轮功组织说，在过去一年的政府镇压中有超过五十人死亡，她母亲是其中之一。地方上的坚信者们非常乐意将张女士安置于自己的家中。他们还告诉她到哪里去找上诉办公室，因为政府没有将这些办公室的名称和地址列在电话簿里。
她说，“只有他们才真正理解我经历的挫折和我每日面临的困难。”
她的努力集中在死亡证明书上。官员们说火化是在3月17日进行的。火化刚一结束，她就向警方和火化场申请死亡证明书，但是被断然拒绝。她现在决定通过更正规的渠道，递交书面申请，要求取得证明书。
她用了五月份的大部份时间来往于家乡的公安局办公单位之间。区公安局的官员告诉她他们无法签发死亡证明，她应该向更高一层的市公安局请求。而市公安局又将她推回地区，辩称下级机关应该提交记录的复印件。回到区公安局，张女士被告知上级单位无需记录的复印件，因为检验尸体时，高级官员也在场，并且对此案情已经很了解。(各级官员都拒绝为此文章接受访问。)
再度失望，张女士决定在六月初越级向省会济南的官员上诉。这次，她的目标是敦促省检察院立案追究公安局不签发死亡证明书的责任。
但是，与公安局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检察院告诉她去申请民事诉讼。但是当她找到律师时，他们告诉她司法部已经给所有律师发布了一份指令，要求他们不要接受任何与法轮大法有关的案件。再次受阻，她奔赴北京和信访办公室。
就这样，在那炎热的六月的夏日，张女士从地铁里出来，按照信访办公室的指点走向公安局。这是6月19日的早晨，她到达后发现接访时间已经结束。这几天支撑着她的紧张感慢慢退落下来。她儿子跳跃着，希望妈妈快跟上。张女士做了一下深呼吸，决心再多去一个地方才放弃。
北京分布着几个属于不同小部委的信访办公室。她想，也许它们其中一个能帮上忙。附近就有一个“全中国妇女联合会”的信访办公室，是政府办的，应该是关注全中国六亿五千万妇女利益的机构。她怀疑它没有多少权力，但是仍抓住她儿子的手走上前去。
在北京古城迷宫似的小巷里她走失了路，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不令人注意的办公室。一位女士从桌子对面看着她，让她解释案情。这位女士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叹着气。然后她往鼻粱上推了一下眼镜，小心翼翼地开言道：“现在的法制仍然不健全，你的案子现在很难解决，但是你还得回到公安局去。”
回答是模糊的，但这是张女士接触到的几十个官员中第一个给她答复的公务员。她又有了勇气。她带着儿子走到炎热的外面，发誓下午再找回公安局。
下午2点，她又来到这不引人注目的门口。她儿子见到穿制服的警察大哭起来，然后熟睡过去。张女士抱着他，让他伏在肩上，走入门去。
一小时之后，她出现了，面带着微笑。她手里拿着一封密封的公安局的信，她猜测里面的内容是给地方公安局的命令，要他们出具死亡证明。她喜出望外地晃着头。“我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她说，小心地将睡醒了的儿子放到地上，“可能我真的得到答案了。”
回到潍坊的两天后，她到了地方公安局。当一个官员打开这封信时，她瞥见大概内容：“书面处理此案件。”--换句话讲，就是会以书面回复。张女士高兴极了。
但是，很多天过去了，没有回音。她不断到公安局询问，终于办公室的一个人告诉她警方不会出具死亡证明。她不能确定是否是尸体实际上并没有被火化，或者也许是火化场害怕被以销毁证据论罪，或者就是警方不理睬北京的书面命令。无论是什么原因，她的兴奋变成了无奈，她开始认识到她可能永远都见不到她母亲的死亡证明了。
此番经历改变了她：她曾经认为政府所说的服从命令高于一切是对的，但是她现在支持非暴力不合作以求得正义。她开始将她的想法写下来。请愿的过程“使我遇到了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听到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荒谬的事情，”张女士在一篇没有发表的论文上写到，“除了法轮功学员被公安带走之外，少于10%的请愿者的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多数请愿者只得到了与其他请愿者互相传阅诉状的机会，最终落得囊空如洗。
到八月底，她仍然没有接到地方公安局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