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的一个城市而言，深圳的建设成就算得上可观。从三万人口的一个小镇，一跃而为一个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地方年财政收入1700万人民币，发展至今，深圳的年国民经济产值已达1400亿元人民币，在全中国大中城市当中排行第六，而深圳的人均生产总值达到4350美元，超越了上海的3000多美元，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750美元。

在庆祝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庆典上，邓小平再一次成为主角，尽管此公早已不在人世。一尊六英尺高的邓小平雕像同时在深圳莲花山落成。江泽民则在所谓“重要讲话”中反复颂扬“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

显然，深圳二十年的建设成就被归功于邓小平，归功于他对建立经济特区的决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深圳特区的由来，完全因为香港的存在。因香港而有深圳，因澳门而有珠海。就整体而言，深圳是延伸的香港，珠海是延伸的澳门。前店后厂，或者前店后仓，是其间的天然关系。在深圳的二十年经济发展中，香港起了关键作用。主要的建设资金从香港引进，主要的出口贸易从香港转口实现，甚至于，主要的加工工业，也从香港而来。香港，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更是深圳经济起飞的牵引机。

其次，深圳之所以能取得快速发展，与中共中央对它所实行的特级优惠政策密不可分。项目审批优先，手续从简，企业免税，出口退税，这些“一边倒”的优惠政策，都率先在深圳实施。更加上深圳率先拉开与内地的工资差距，大批人才涌进深圳。创造了深圳经济起飞的天时、地利、人和。

从这些角度而言，毫无疑问，深圳的经济发展，以牺牲内地的利益为代价。中国社会新的贫富分化随特区的成立而加剧。深圳毕竟只是浩瀚中国之一角，弹丸之地，人口数百万，不到全国人口的2%，若有人以深圳的成就，来概括全中国的现状，则可谓大错特错。

邓小平倡导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实为当时形势所逼。六十年代之前，深圳，即保安县，与香港的经济水平尚相差无几，岂料，资本主义的香港，其经济在六、七十年代骤然起飞，远远抛离陷于红色内斗中的中国大陆，而与世界发达国家比肩。

人往高处走。于是，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深圳先后发生无数起大规模民众集体越境逃港事件。到一九七七年，大陆人逃港已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自一九五七年开始，二十余年间，偷渡香港的大陆人达119274人次，其中逃抵香港者至少达60157人。

是什么力量吸引成千上万民众，冒着生命危险逃往香港？是富裕与贫困的差距。一组最生动的数字来自两个罗芳村，这两个同名村，一个在深圳，一个在香港新界，隔河相望。一九七九年，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相差竟达一百倍！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因居住那里的人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这些偷渡客聚居一地，干脆重取了一个故乡的村名。

邓小平倡议设深圳为特区，除了对现实的屈就，还有他个人的私心。他去过美国、日本、新加坡，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在共产党治下的严重落后，最羡慕的便是那些发达国家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要偌大中国尽快达到那样的水平，绝不可能；搞几个样板或者窗口，倒有可能。一则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一饱眼福，二则顺便为自己青史留名。

深圳的建设，使中国版图上又添了一个“西洋镜”。这样的“西洋镜”，实际早在一百多年前便有之，那就是，在慈禧太后有限度的改良开放下，诞生的十里洋场上海滩。同样的历史，从小镇到大都市；同样的模式，以外资为杠杆；同样的功能，成为末代王朝下民众放眼看世界的“窗口”。而深圳今天的成就，还远不及大上海百年前的辉煌。邓小平重复这一历史，是否要重复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江泽民的姿态似乎暗示了这一宿命。在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庆典上，江泽民报复性地拒绝了香港记者的到场和采访。这一小心眼的非政治家姿态表明，中共当权者与满清末代统治者的心态完全一致：可以容忍经济改革，国门开放，但绝不容许政治改革，言论自由。(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