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国会通过给北京予永久最惠国待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虽然中共耗费巨资在美国举办所谓“走近中国”的文化秀，企图改善自己的形象；虽然在十月上旬举行的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扬言“我国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要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但是最近发生的北京痛骂梵蒂冈天主教教廷和谴责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以及准备大事纪念“抗美援朝”五十周年，如此煽动排外情绪，除了说明中共要真正融入国际大家庭还有很长的路程外，更说明江泽民已经日暮途穷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引发了中共统治的危机感。
肯定义和团宣传盲目排外
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廷在十月一日追认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殉教烈士为“圣徒”，引起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九月二十六日就声称它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北京反应强烈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圣徒”有些是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中殉难的，由于中共一向视当时的“拳乱”为革命运动，而传教士是代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因此对这个事件自然表示极为不满；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十月一日是中共国庆，所以北京更认为这是梵蒂冈的有意挑衅。
梵蒂冈方面则认为十月一日是他们的一个“圣徒日”，对日子上的这个巧合表示歉意；而天主教和义和团谁对谁错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西方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文化肯定也比义和团的愚昧和盲目排外文明，梵蒂冈自然不可能接受中共的说法而否定自己，由于北京没有接受梵蒂冈的道歉，于是冲突在所难免。
北京动员了它的宣传机器和“爱国教会”对教廷进行一连串的口诛笔伐，把这些圣徒说成是奸淫抢掠、为非作歹之徒，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达到进一步煽动的目的，北京还毫无根据地指这次封圣是台湾操控的“分裂祖国”的活动。
香港过去没有“爱国教会”，天主教香港教区听命于梵蒂冈，但现在北京收回了香港，表面上是“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党领导一切”，于是这场爱国政治运动难免波及香港了。基本法规定香港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也沦为废纸了。前新华社的中联办官员在同香港教区辅理主教汤汉的接触中就向他表示中共对教廷封圣的不满，并要求香港教区“低调处理”这件事。
深感恐慌竟然对宗教宣战
为此，天主教香港教区助理主教陈日君在十月四日的《明报》发表文章，谴责中共干预宗教自由的做法。陈日君的文章除了解释对这些圣徒进行过非常严格的审查，寻找反面的证据，不可能会让按照中共喉舌所说的有“滔天罪行”的人成为圣徒；还指责“爱国教会”主教的声明“很有可能是掌权者的爪牙把这些话放在主教们的口中”；他还认为大陆的这些做法，目的是对付越来越不听话的“地上教会”。
近来，人们所看到的是梵蒂冈同北京越走越近，只等梵蒂冈什么时候同台北断交而同北京建交了。因此北京突然对天主教大肆挞伐使两者关系大为紧张，人们感到突然。其实北京这种歇斯底里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一，北京的中共统治集团日益感到他们的统治危机，生怕跨行业的宗教组织会成为颠覆中共的敌对势力。因此不但大规模取缔法轮功、中功等组织，也对天主教、基督教这类“洋教”进行打击以煽动狭隘民族情绪。
第二，大陆目前约有一千四百万天主教徒，其中地下教会约有一千万人，北京正不遗馀力地加以打击，逮捕了好些人；但是“地上”教会中不少神职人员也在同梵蒂冈暗通款曲，令北京十分恐慌，所以借这次封圣事件大作文章，逼“爱国教会”同梵蒂冈摊牌。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对西方的“文化侵略”和义和团的性质在观念上有些转化，虽然还比较吞吞吐吐，但目前的情况又回到“解放”初期中共搞思想改造运动来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和文革期间“打倒帝修反”那样。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竟然把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和取缔邪教也列在里面，可见中共的恐惧心理。然而中共的威信和统治能力都已大大不如以往，所以声嘶力竭的对宗教宣战，已经不会有什么成效，因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破产和世风败坏，老百姓需要新的精神寄托。不到十年历史的法轮功都屡打不散，要打垮有近两千年历史而又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天主教又谈何容易？
贬低谴责诺贝尔文学奖
而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流亡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也掀起北京一阵排外风波，对此贬低和谴责。
虽然高行健是匹“黑马”，但仔细分析，获奖还是有他的道理。除了获奖作品《灵山》外，从其他作品的体裁、题材、深度、数量，以及他的多才多艺，应该说还是实至名归的。
对他的获奖，大陆以外的华人基本上有热烈和肯定的反应，特别是台湾和香港。十多年来，由于他是中共的黑名单，因此也只有台湾和香港能出版和演出他的作品。因此虽然他的作品因为比较前卫而较少读者，但现在已经洛阳纸贵，甚至脱销，出版社在赶印中。香港也和台北差不多，除了中共喉舌，几乎所有报章都把这消息列为头条，台北更因为高行健将在十一月来访得意于它的“先见之明”。海外华人的反应也比较正面。
北京的反应相当尴尬，开始是发懵，二十多个小时以后，经过高层紧急会议，江泽民亲自了解高行健的情况以后才能作出反应。大概高行健是“外人”，所以首先由外交部出面表态说这次颁奖“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接着新华社引述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
这些声明当然十分可笑。“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说过：“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因此有什么“政治目的”自然是很正常的事，好像只有中共最“清白”，不搞政治似的。诺贝尔文学奖是自由世界的奖项，不是“郭沫若文学奖”，当然要奖给歌颂人性、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家。难道会奖给那些歌颂独裁专制，或在共产党面前骨头发软的作家？而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连姓名都没有，看来是“党”来越俎代庖了，正如陈日君所说的，“很有可能是掌权者的爪牙把这些话放在主教们的口中”，这次是把这些话放在作家们的口中强行要他们说出。
文化官踩高行健讨好中共
当然，也有些马屁精借此向中共表忠心，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的表现就是如此。他抢先表态说：“诺贝尔文学奖开了中国人一个大玩笑。”他甚至说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人眼中丧失了权威性等等。舒乙是已故着名作家老舍的儿子，老舍在“解放”后也作过中共的吹鼓手，例如《龙须沟》就是歌功颂德之作。但是中共也没有放过他，在文革初期他就因为被批斗而投湖自杀，至少还表达了“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舒乙忘记了共产党的这笔血债，中共至今也还没有给作家创作的自由，舒乙居然帮中共说话，而且同中共官方口径完全一致，也看出他的媚骨了。从最近中国现代文学馆撕毁同余杰签署的协议，不让他报到，也可见舒乙的人格了。
还有一位叫做金坚范的中国作协书记兼发言人还说，高行健已经入了法国籍，不是中国人，因此他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何况他的获奖是政治性多过文学性。金坚范的讲话才是政治性多过文学性。对中国作协来说，任何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应该表示高兴，予以祝贺，怎么可以因为不是中国人就不值得“高兴”？可见中共的排外心态。就算高行健不是中国人，但他是华裔，按照中共的说法，应该都是“炎黄子孙”，再加上“血浓于水”，怎么可以不高兴呢？看来“炎黄子孙”云云，也要看对中共是否有好处，有政治上、经济上利用价值的就“血浓于水”，是一家人，否则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于该骂、该打、该杀。高行健的作品呼唤人性，同中共的“党性”唱对台，自然不值得高兴，还应该仇视。柬埔寨和印尼的华人被同中共同类的独裁者虐杀，自然也失去“炎黄子孙”的资格，不值得同情和声援。这就是中共的“民族主义”！
以反美抵制自由民主思潮
除了上述两件事中共借题发挥进行排外宣传外，今年是韩战爆发五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五十周年。本来这场战争是北韩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共以几十万中国人民的鲜血生命和上百亿美元去支持这个独裁者是犯罪的行为，是该清算的时候了。但出于煽动狭隘民族主义的需要，中共决定大规模宣传和纪念这个“抗美援朝”，在十月二十五日“志愿军”在朝鲜打第一场仗那天开隆重的纪念大会。而十月十九日是“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金家王朝送命的日子，有消息说，江泽民也将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会见金正日。江泽民想以此再发动一场五十年前发动过的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改造思想运动，煽动反美、仇美的思想来抵制自由民主的思潮，巩固自己的统治。从中共近来一连串打压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加强控制传媒也可看出迹象。
中共作出这个决定，也同朝鲜半岛的形势发展有关。不久前南北韩举行了高峰会议。金正日由于国内经济出了很大问题，而南韩采取“循循善诱”的阳光政策，使他放弃“武力统一”的政策。在两韩高峰会议以前，金正日访问了北京，江泽民给金正日出谋划策，要他借这个机会逼南韩要美军撤出朝鲜半岛。但金正日不但没有听，而且对美国表示了空前的善意，最近更派北韩的第二号人物赵明禄访问美国以加强两国关系。江泽民看在眼里自然很不是味道，因此在北韩低调处理韩战五十周年时，北京却要高调纪念，除了对美国的武力恐吓，并挑拨北韩和美国的关系外，也是提醒金正日别忘恩负义，要记住“中朝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
从上述情况来看，江泽民无非重走一百年前慈禧太后和五十年前毛泽东的老路。然而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江泽民要把中国拉回一百年前、五十年前这两具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