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省学生王濮是农民的孩子，长了18年连省会城市都没去过，却有一个到北京读书的梦。今年高考，王濮考了692分(满分900分)，成绩在H省第一志愿报考北京S大学的考生中排名第6，远远超出S大学在该省629分的录取分数线。王濮把来京的行囊都准备好了，等来的却是第二志愿--一所省内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王濮在京工作的舅舅到S大学去查询，得到的解释是王濮的血压偏高。王濮的舅舅查阅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发现王濮的血压完全在标准范围内。
王濮的舅舅和律师为此找到S大学，并带去了律师函，要求该校把王濮招回S大学。
8月28日，王濮的舅舅和其所聘请的张律师向本报投诉此事。王濮的舅舅在投诉信里说，“我们的高校是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地方，在人们心目中是最圣洁的一方净土。学校这种所作所为，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望、伤感和无限的悲哀。
8月29日，记者打电话向S大学询问其详，S大学教务处处长说：教育部规定血压不超过18.66／12kpa即为正常血压，王濮的体检血压是18／11kpa，没有超标，但相比其他考生而言是偏高的。S大学到H省招生的老师因此和H省招办商量退档，H省招办录检组二组组长在王濮的退档表签署“同意，并签了字。因此说，退档手续是完备的。当然，如果H省招办不同意退档，我们也就不好退了，实际上决定权在省招办。后来王濮的家长到学校询问，我说按情况应该录取。如果H省招办觉得退档有差错，让学校录，学校就得录，招办说不录就不录。
记者提出，退档意向是S大学首先提出，第一责任如何转移到H省招办？该处长说，教育部规定可按120%调档，因此我们总是要退掉20%的档案，退掉谁，要和H省招办共同商量，招办签字把关。S大学在H省计划招24个学生，按120%的比例要调29份档。这29个学生的学习成绩最低也有656分，都超过了我们的标准，因此要德智体全面衡量，德育体育没问题，再按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高分退档多得很，因为我们学校毕业生面临的是艰苦行业，对身体要求高一些。
该处长说，现在家长找我们，但我们认为家长没法和学校直接见面，希望家长去找H省招办，招办有纪检单位，如果家长的要求合理，H省招办肯定会受理，并和学校商量补录。家长找律师是家长的权利，但现在律师要求学校限期答复，我认为律师也不是执法者，如果认为学校有问题可以去告，找学校主管领导也行。谈到最后，该处长竟然话锋一转，说我还是愿意把他录进来。记者追问，现在S大学在H省的名额已经录满，如何招？该处长说，可以动用2%的扩招名额。记者再问，既然可以补招，说明当时退档理由不充分，何况王濮的成绩在29人中名列前茅，当时为何不招。处长说，2%的机动名额要统筹使用。
8月30日，王濮的舅舅和律师被紧急“应招到S大学，拿到了该大学给H省招办的一纸公函，称准备补录王濮，请协办。
8月31日，记者闻听此信，甚为惊讶，一天前S大学还称补录与否决定权在省招办，为何一天后就开出了补录函？
一个考生的命运轨迹几番弯转得如此轻易，到底是什么在操纵？记者当晚动身前往H省。
五元钱买来一张“联络图”
9月1日下午两点，记者来到距H省省会七八十公里的某市某山庄，H省高招办就设于此。
山庄门前广场空旷，铁门紧闭，门口零星十余人在向内打探。有的在用手机联络。
向门内执勤武警出示记者证，武警不屑一顾，称除出入证外的任何证件都没用。问到哪里开出入证，答到省高招办开，再问高招办在何处，答就在这里面。
记者愕然。开不来出入证，就进不去门，可进不去门，又怎么开来出入证。向武警求解这个怪圈，未果，再问高招办是否有联系电话，回答一概不知。
观察了一会儿，果然进门人都持有一张黄色出入证，没有章，像白条。拦住一个持条进门人，请他指点迷津，他说是出门前就开好了出入证。
高招现场管理严格未必坏事，但前来申诉或反映问题的人却没有渠道，也令人不解。
等待过程中，观察周围人员情况，一类是到了门口就打手机，胸有成竹模样，记者欲上去摸点门路，会感觉到明显的戒备。还有的如记者一样摸到了门口却撞上了南墙，不知如何是好。
记者隔着铁栅栏的执著交涉终于引来一个班长模样的武警，告诉了两个高招办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没人接。武警解释，可能没上班。问几点上班，说大概4点。
3点过后，门口的人越聚越多，小车也多，门前广场和两侧的草地上，仨一群俩一伙的，个别瞬间，入门处被拥塞得密不透风。持入门证进去的人和车明显的多了。记者有意无意地向周围人打探，问有没有别的入门途径，一个人说，原来有花钱就可以进去的路子，前两天报纸不是曝光了吗，估计现在不行了。
和山庄隔一条马路的临街房几乎全是旅店，旅店门口也全是人，都在向山庄里张望。见记者久等无门，有人指点迷津，说到招待所里买张高招办的通讯录，想找哪个学校的老师，直接联系，让他们出来接你就行了。还说，第一批录取的时候，通讯录卖到100多元一张，现在便宜了，5元钱就能买到。今天刚开始录取第5批，第5批学校的通讯录上午还没卖，中午刚印出来。
记者踅到一家旅店的柜台前，惴惴地问，有高招办的通讯录吗？没想到女老板毫无忌讳地拿出一摞复印表，问，5块钱一张，要哪批的？
翻看这些表格，从第一批到第5批一个不少，有“录取院校住房安排，有“录取院校住房安排及分数线，还有的详尽到每个学校每类专业的招生人数。
记者问老板，查到了房间号怎么和里面联系呢？老板说，告诉我房间号，我给你查电话号码，免费。
记者选了某高校的房间号告诉老板，老板又从柜台里拿出一个塑料夹，夹里厚厚的一摞电话号码表，H省党政机关的电话号码、H省高招办各房间的电话号码及各分组的电话号码都赫然在列。
记者发现，老板一边和记者对话，一边向一路之隔的山庄张望，不时和店里的其他人说：××进去了，×××也进去了。
按照查到的电话号码再给山庄里打电话，没人接。而山庄门口，此时已拥塞了五六十人。小车也有几十辆。甚至交警也到门口上岗了，用拖车清理门口乱停的车辆。
再到招办门口，发现信访办的人也上班了，隔着铁栅栏和外面对话，收申诉信。
跑了几百里路找到高招办门口的小朱告诉记者，他的分数上了第3批录取线，却未被录取，而被调剂到一所民办学校。他说，这所民办学校根本没有在招生学校名单中出现，不知为何却参加了录取。他一个农民的孩子，如何拿得起一年六七千元的高额费用，今天电视上又说了民办高校学生不能享受国家助学贷款。他因此来申诉，看看能不能参加第4批、第5批录取。
记者问小朱，信访办的人收了材料后怎么解释？小朱说，他们说我已经填了服从调剂，因此改变的希望不大。小朱十分气愤而且失望：这不是我的错，因为我报志愿时根本不知道第3批录取学校里还有民办学校。
下午4时20分，终于拨通了高招办的一部电话，自我介绍是记者，想采访，不知到哪里开出入证。电话那边似乎有些惶惑，说：什么出入证？你没有证件吗？轮到记者不解，说记者证、身份证都有，但武警只认出入证。电话里说，留下你的联系电话，我和管宣传的通报一下。
这时记者发现，铁栅栏里面也开始热闹起来，不时有人冲着外面喊名字，“×××、“×××，有时在里面喊了半天没有回应就出门来喊，喊到了就把人领进去，出入证似乎失去了效力。
等到4点45分，仍然没有消息，记者只好隔着铁栅栏喊信访组的接待人员。接待人员在栅栏里和记者对了几句话，就说，进来说，进来说。
武警打开门。
如此，记者在没有出入证的情况下轻松进入这扇只认“出入证的大门。
在门口接受过记者采访的几个农村考生眼巴巴地看着记者，一个考生的父亲在栅栏外喊记者，想让记者给他问问情况，被武警制止了。
信访组的同志很客气，马上联系高招办宣传组。几分钟后，高招办宣传组组长亲自把记者接进山庄大厅，记者一路没有受到任何检查。
傍晚6时，记者结束采访走出山庄大门，门口的人大部分散去。一个小伙子看记者目光游移，凑上来，拿着一摞表说，买一张吧，3块钱。记者一看，又是录取学校的房间号。
问小伙子，这表哪儿来的？小伙子说，30元买一张然后复印的。再问谁卖给你的？小伙子就噤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