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果要體會什麼是沮喪，你就在春節前後到北京或廣州的火車站去看看。一張張愴惶的臉在人羣中湧動。你這時才知道了一個民族的傷口在哪裏。」剛分到國家計生委的研究生小Ｍ對幾位作家這樣描述。他工作的國家計生委在二十年中使中國少生了５個億，這個數字推遲了災難降臨中國大陸。但他們要忍受很多來自國際上的譴責（針對墮胎、罰款、獨生子女政策）以及國內的不理解、甚至基層工作人員被暴力侵害。而且這個單位一直被忽視…… 人口災難是否會降臨，我們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未來一個世紀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比環境、腐敗、經濟、教育更嚴峻）是人口問題。 　　　　　　　　

　　　　 大陸老農窮貧到極點卻不忘生孩子

「你猜我們家的保姆家裏有幾個小孩，你保準猜不着，她兄弟姐妹９個。」女作家項小米對我嘆道：「太可怕了！他們陝西那什麼縣，普遍如此，都是七八個孩子。沒活幹，沒田種，樹全砍禿了，地慢慢變成沙漠，這些人要吃飯，就都跑到城裏。把城裏弄的髒亂差，犯罪率激升。就衝這我也要把我女兒送到美國……」

記者在近一兩年中發現，這種一家生五六個、七八個的現象在大陸許多地方相當普遍。計劃生育的國策，各地執行是很彈性的，有的地方甚至變成幹部斂錢的工具，你不是要生嗎？拿錢來。

實際上，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成爲汪洋大海中的城市孤島的一塊招牌。

記者幾年前到國家貧困縣山西大寧採訪扶貧款被貪污案時，曾到一個家徒四壁的山民家裏走訪，這家主人，一個四五十歲的低矮老農，連遭不幸，不僅被幹部用他的名字領扶貧款，卻分文沒給他，最小的男孩子還被山草中的蛇咬傷，性命垂危。當我們走進他山坳中的窯洞時，他哭了起來，我們力所能及地給了他一點資助，他撲通跪在地上以表感激。當知道他有多少孩子時，我們幾個人都大吃一驚，八個。

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多年來計劃生育大好形勢的宣傳，使我們覺得農村最多能生兩個，即使那些一味抗法、被扒屋毀竈的人，也只能有三到四個孩子。而八個是什麼數字 ？那是比１９４９年前還多的一個數字。也可能這些家庭比起１９４９年前，住房改善不大、食物夠吃了但質量沒好多少，但抗生素等類藥品的普及確實使死嬰現象少多了。１９４９年以前，一個農民家庭也能生很多孩子，但最終成活的只有一半強。所以雖然現在有計劃生育的約束，農村人口還是猛增。

記者到陝西靖邊採訪時，發現那裏的農民雖然被各種雜稅弄得苦不堪言，而且土地日益乾旱和荒漠化，生活很艱難，同樣也生很多孩子。一個家庭有四五個孩子是很普通的，甚至是數量最少的。 　

一位女記者在山西大寧縣一個很窮的山村金疙瘩村採訪時，發現那裏農民平均六個孩子。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告訴她，她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妹妹。有人指着另一個紅衣女孩說 ：「這孩子的父親弟兄三個，每個都有六個孩子。」女記者了解到，金疙瘩村幾乎沒有三胎的，大多是五、六胎，最多的一家七胎，且大部分家中有二、三個男孩。

在連吃水都困難的地方，卻要生那麼多的孩子，他們一起向大地索要，於是大地更加貧困和病態。

貧窮、愚昧、受欺壓，生孩子，這四者是緊密相聯的。

　　　 　農村幹部享有生育特權？

在貧困地區躑躅，發現幹部也普遍違背計劃生育，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爲印象中他們都是因別人多生孩子而扒人屋的主。

大寧縣金疙瘩村原大隊主任孫新德今年剛滿４０歲，卻有六個孩子。他對記者說，現在的新主任還七個哩……

就是這個村，竟然還被評爲計劃生育先進村，匪夷所思！同時還是小康村，實際９９年人均年收入連５００元都沒達到。

對金疙瘩村的計生現狀，榆村鄉黨委書記張永華對記者說，金疙瘩村的實際人口爲１９６，而上報人數爲１１０，有戶口的１４０多，其餘都是來自河南、山東的流民。因爲那裏的計劃生育抓得緊，所以他們就跑到這兒來了。「流動人口又不遷入戶口，我們這兒計生工作是按當地人口、按戶口進行的。外來人口不好管，也管不了。」（自己轄下的每家平均六七個，比外來人口孩子還多，反而賴外來人口不好管） 記者所接觸的縣裏幹部中，沒有一家是一胎的，而鄉鎮幹部大都在三胎以上。

記者見到現在還在山西大寧、且與當地農民結了婚的北京女知青王萍。她只有兩個孩子，這在當地子女衆多的家庭中顯得頗爲顯眼。她告訴記者，他們太德鄉的鄉幹部普遍都是四個孩子。

幹部如此，可想而知一向視孩如命的百姓。各種現象表明，在中國許多貧困地區，計劃生育已經接近崩潰。

　　　　 中國現在到底有多少人？

像一切統計數字都值得懷疑一樣，人口數字也被人懷疑。許多中國主流階層的人斷定，中國現有人口不是１２億，也不是１３億，應該早突破１４億而到了１５億了。這還是保守的估計。

中國的人口統計數字到底準確嗎？這幾年來一直爭論很大。

「可以肯定地說它不準確！」一個在國內做過多年統計工作的朋友斷言：「人口統計雖說是全社會的事，實際牽頭與具體操作者還是各地的統計局。統計數據失真早已是衆所周知的事了。我曾經在統計局工作過６年，９３年的第一次全國第三產業普查、９４年的第一次全國農業普查、９５年的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我都參加了，而且是主要審查者，各種普查彙總數據都是我上報。我在統計局的同事和我都深有同感：有時上報數據簡直有犯罪的感覺，弄虛作假，欺騙國家，但各級領導爲了政績，玩弄統計數據於股掌之中，我們又有什麼辦法？比如我縣歷年的農業統計報表中的牲畜存欄頭數是３２萬隻，而根據各鄉上報的普查數據（已經有水分了）全縣只有２５萬隻，最終經過各級領導授意，我縣上報的普查數據是近３１萬隻。工業普查失真更不用說了。」

這位朋友說，人口普查雖然他沒參與過，但估計誤差會非常大，比實際數據要小許多，因爲數據太大，說明你這個地區計劃生育工作沒有搞好，如果與歷年統計年報出入太大，領導肯定要「一票否決」。他慶幸自己調出了統計局，不用「犯罪」了。君不知，各地提出的「超常規、跨越式發展」，靠什麼發展，就是靠統計，扶貧成績也全是靠統計數據。「所以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我從來不當真，因爲他們公佈的主要數據是根據我們各地報上去的測算出來的。」 　　

任何統計對中國這樣的國家都很難準確的，特別是人口統計。目前，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查漏補缺工作已接近尾聲。四川《蜀報》報道，１１月底以來，他們的記者連日來對成都市二環路周邊３個組２６家獨家小院進行抽查後，發現２６家獨家小院的２４８人竟然８６人躲過了這次人口普查，這８６人均是外來人口。

記者抽查的這３個組分別是成華區保和鄉東桂村２組、聖燈鄉跳蹬河１組以及金牛區保照村４組。這些地方的１４８名外來人員中竟有８６人躲過了這次人口普查，佔外來人口一半以上。他們爲什麼要躲避人口普查？

原來他們都沒有辦理暫住證，一則怕登記後，派出所根據這個線索來清查暫住地。二則有時是公安人員配合調查員夜間普查，這些暫住人員擔心被查出，便躲開普查員。

這些外來戶躲避普查，一般由房東作掩護。房東面對普查人員，只登記已加人或少登外來人員。當然，一些沒辦暫住證的外來人員一旦知道自己所在區域的普查時間，就四處遊走或外出散步。

１１月以來，許多媒體報道湖南人口普查「漏登千萬人」。爲此，《人民日報》發文說，之所以有種種誤傳，之所以「摸底」數據偏低，是因爲「湖南外出務工人員６００萬人，根據《普查辦法》規定，這不屬於湖南登記範圍。二是少數基層幹部對人口普查政策理解不透，不願意據實上報，此外，個別地方也確實存在人爲干擾人口普查的現象，如在普查期間，對外來流動人口收取治安費、暫住費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前期摸底工作… …」

湖南並不是人口大省，竟還有一千萬的數字爭論，其他省份可想而知。

似乎整個民族都爲人口數字捏着一把汗。一位大學生這樣說。人口普查本身是件好事 ，只是擔心最後數字會太驚人。

　　　　 傳統文化與「黃禍」

有一種說法是中國的社會關係和家庭文化造成了現在的人口狀況。中國鄉村間的人與人之間的生存競爭是很激烈的，在那裏沒有永久的朋友和親人，卻有永久的仇人。爲了一條田埂，幾尺的宅地，幾根秧苗……遠親近鄰可以大打出手。而在那死水一潭的地方，各種關係恆久難變，結下仇梁就是一輩子的事。

因爲沒有公正法律的制衡和宗教力量的發泄和撫慰，很容易形成強勢就是公理的局面 。所以家族鼎盛者「不吃虧」。親人構成了戰鬥的一方，但「親」是有遠近之分的，遠親之所以可能成爲仇敵，就是因爲親得還不夠，最親者何人，兒子。但有了兒子，數量不多也不行，兒子少的要被兒子多的欺，這是鐵定的。什麼也不如這樣的場面解氣，與村中人發生衝突了，呼啦啦從屋裏鑽出兄弟七八個，條條是漢子，看南鄰北舍，誰人不懼？

中國農村中最難纏的宗族說白了就是兒子勢力，兒子最多的那個，老了就能當宗族頭領。

擴而廣之，千年大國曾經朝代更迭，小國分立，一個國憑什麼立足？就是要兵多將廣，因而轄下要百姓衆多。毛澤東當時爲什麼批馬寅初，並不是因爲他與馬爾薩斯有牽連，因而違背了革命導師的教導，毛澤東向來很靈活，並不特別在意某些有實用價值的觀點與聖哲有牴觸。其深層原因是因爲馬寅初破壞了他心中的宏圖偉略，這是與古來有作爲的領袖相似的意圖，即物阜民豐，人煙稠密，軍隊因而有用之不盡的子弟。這是缺槍少藥的大陸革命者與包圍他們的帝國主義和各種勢力抗爭、即「以絕對優勢打殲滅戰」的根本。

時代變遷，現在的經濟騰飛和軍事的決勝早已不靠人力，人口過剩反而成了停滯一個國家的最大力量。

據大陸有關部門統計，８０年代，大陸農村剩餘勞動力接近１.５億，約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