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告诫我们，适度贫困的存在不是社会的耻辱；不能够正视贫困，从而掩盖贫困，结果导致忽视贫困，才是最可耻的。
当你为大陆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的城建画面而兴奋激动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那只不过是一个浓妆，一个病入膏肓的脸上的浓装！
江泽民的超豪华专机，三十亿元的大剧院是中国富强的象征，还是中共跌坐火山口的象征？！
（1）直面城市贫困
中共吹嘘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宣称到二零零零年底，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三千万，并夸口说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这一数字还会继续减少。共产国政府似乎在告慰世界：倍受党匪掠夺、压榨、血几乎被吸干了的十三亿中共国人的“吃饭”问题即将解决。
但事实上中共国的情况同党国的谎言宣传完全相反，当“农村贫困”的顽症还不能治愈时，“城市贫困”的幽灵已经在工人和小知识分子们的头上徘徊了。就在“绝对贫困”被共产宣传极力掩盖而逐步退出人们视野的时候，“相对贫困”的肿瘤正开无限扩散。
社会学家是这样定义“绝对贫困”的 ---- “泛指基本生活没有保证，温饱没有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维持或难以维持”。“相对贫困”则是指“温饱基本解决，简单再生产能够维持，但低于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或能力较弱”。尽管，党国的宣传机器一再暗示人们，中共国的“贫困问题”已由“绝对贫困”时代走向“相对贫困”时代，但人们仍然不能在“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的“相对贫困”者，刚刚跨过贫困线，只要经党国“政策”那么一折腾，很多人立马就又重新返回了“绝对贫困”的群体。
党国公布的一份显然大大压缩了的统计数据承认，中共国目前的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已达一千五百万人，属于“城市（镇）贫困”人口的有一千三百八十二万人。而早在一九九二年，中共总工会通过调查得出，全共产国贫困职工家庭人口数就已超过了两千万；一九九四年设在北京的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得出的数据却是，中共国城镇居民中有近五千万贫困人口。
在中共国这个由宣传部统一控制人们思想的社会中，不同的统计数字后面有着对“贫困”问题的不同解释，为了直面中共国城市贫困的真相，亲身体验贫困的共产国城市居民正在承受的煎熬，我们作了一次实地的社会调查，以血和泪的事实告诉人们、告诉世界，中共国的贫困现状，已经到了民众不揭竿而起不能解决的地步。
（2）沈阳：被贫困撕裂的繁荣
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一九九四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贫困，像一只猝不及防的黑手，撕裂了涂抹在中共国城市表层的虚假的繁荣。在沈阳，这座曾经是中共国最大最辉煌的工业城市，就流传着类似的民间文本。它是如此尖锐、鲜明地切入这座城市繁荣下的内核，让人直视其无法躲闪的现实。
* 工人村成了“度假村”
到过沈阳的人会经常感觉自己生活在一座由两张皮硬扯在一起的城市。在市中心的和平区和沈河区，林立着所有的高档住宅、豪华酒店和购物中心，在这里看见奔驰、宝马的机会要比在北京长安街上多得多。而在大厂云集的铁西区，你很难找到一座五层以上的像样饭店，出租车也懒得光顾这儿 ---- 因为拉不上活儿。
沈阳的七十万下岗职工，大部分就居住在这个三十九平方公里、七十五万人口的传统重工业区。工人村是铁西最大的住宅小区，聚居着一家几代的产业工人。老人们至今回忆起五十年代的工人村，总也掩不住难抑的豪情。那时，一百五十八栋典型的苏式三层居民楼，在共产国率先引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住宅潮流。然而今天，宽阔的工业区已变得沉寂，这儿早就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该市统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沈阳现有工业企业一千一百八十八家，其中有五百零一家属亏损企业；党有控股工业企业五百九十家，其中超过一半面临亏损的命运。而这些党国所有的大中型企业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集中在铁西工业区。
“厂子都黄了，全叫贪官给整的！”在工人村里，人们守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纷纷向我诉说。早年为标榜共产优越性盖起来的那些房子，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中日显破败，宛若风烛残年的老人。厂子不行了，房屋、管道维修和取暖费就成了大问题。 “没人管我们了！”黄昏的劳动公园，老人们向我谈起瘫痪的公用服务系统。从今年开始暖气分户，不交暖气费的不送气。按每平方米十九元计算，每家每年至少要交八百到一千多元暖气费。刘大爷一家为了省掉这份开支，去年冬天硬生生地挨了冻。“屋外是零下十四度，屋里是零下十三度。”
凋敝，大面积的国企凋敝，使得偌大的工业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与此同时，在居民区，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还有众多名曰“放长假”实际却被永远抛离岗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奔波、游荡在工人村的角角落落。到处可见攒动的人头，在菜场、街边、公园和夜市，人们已经淡忘工作日和双休日的界限 -- “工人村”彻底成了“度假村”。
在工人村整齐的大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卖菜的、卖水果、卖日用品的，永远用饥渴、殷勤的表情招徕着稀落的光顾者。类似的小本买卖，勉强维持着一个下岗工人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脆弱的家庭经济支撑体系往往不堪一击，专家指出：目前在城市中，大多数除工资以外没有其他额外收入的家庭只能维持低标准的生活水平，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经济风险，一旦遭遇风险，马上跌到贫困线以下。国际上常用“贫困边缘（NearPoor）”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而工人村的家庭早就习惯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有的十年前就失去了领工资的机会，在辗转变更的打短工中换取基本生活费。
* 比贫困更可怕的疾病
“铁西这地方，贼穷！”五十一岁的王亚君扯着嗓子，涨红着脸说。她患有严重的甲亢，拖了好几年没法治，因为没有钱。
“治一次得花四千块，妈呀，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她一说话就激动，将脖子上突起的肿物指给我看，“医生说过，弄不好会发生癌变，管它呢，活一天算一天，死了拉倒....” 她对自己的病有种听天由命的坦然。
儿子的死，是王亚君生命中最大的悲恸。四年前，二十一岁的大儿子患上了白血病，使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时，她和丈夫的单位都苟延残喘地开不出工资，职工的医药费自然是朝不保夕。她只好向街道办求助，最后大伙儿献“爱心”，好不容易凑了五百元，可儿子输一次血就要六百元。两年后，儿子病逝，留下了十多万元的外债。
“那时儿子没了，钱也没了，活着干啥？心想干脆跟他去了....”王亚君满眼是泪。正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自行车摊，她从早晨七点摆到现在都没有开市。自行车是一个好心的老板赊给她卖的，卖完了再返还货款，一个月挣个三四百元算是万幸。老伴身体不好，靠二百元退休金过活。
有人来看车了，王亚君趿拉着拖鞋，迎上前去。那双拖鞋花了三块五角钱，“可以管一夏天呢”。她伸出脚，这是她夏天唯一的一双鞋。好几年了，她都没买过新衣服，身上那件肥大的衣服，是条件稍好的邻居给的。“谁不爱穿呢？有那条件吗？连吃都顾不上，能不穿别人的剩吗？哎！人一穷，什么都别提了。”她的叹息和唠叨，在午后的日光里游丝一样飘浮，空气里莫名地浸染了一袭落寞和悲凉。
四十六岁的卢凌敏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孩子那么高，五岁时得胸椎软骨病时落下的。他以前是沈阳铝材厂的机械维修工，一九九七年病退下岗后，单位特殊照顾他每月二百三十七元的生活费。他媳妇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常年吃药，无工作。两个孩子正在念书，按政策可以减免学杂费，但平时学校要求交纳的其它费用，他一样也不能拉。
“穷是穷了点，但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念书。”卢凌敏态度很坚决。从一九九八年四月开始，卢家享受特困待遇，每月可拿到一百三十一元保证金。除此，他每天在菜场摆电池摊，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二点，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个三四百元。全家人每月就这点生活费，要填饱肚子就已经相当困难了。
媳妇的医药费几乎将这个刚强的汉子压垮了。“她那个病，一直没断根，上次住院就花了八百元，现在又查出肚子里有瘤，成天吃药，打一次点滴就得花二百元，没法子，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千元。医生说要动手术？张口至少五千元。我实在没折了，对媳妇说，逼急了，我就去自杀抗议！”
我站在卢家那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小屋里。晦暗、拥挤是那个栖息四个人的空间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孩子大了，屋子更显仄逼，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成了他们夫妻俩的卧床。一台坏的、没钱修理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能够见证时代的现代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支日光灯和一盏十五瓦灯泡，为了省电，通常日光灯不开，只开小灯。
贫、病，是我在铁西采访时听到的高频语汇。下岗后只能自费看病，自己交纳医疗保险，但调查中发现，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下岗职工家庭都没法按时交纳医疗保险。当我向多人提到这个词时，引来的是一阵苦笑：“日子能维持就不错了，哪有钱交？将来能咋办？！死了拉倒。”
高昂的医疗费和窘迫的经济条件使人们谈病色变。在无大病情况下，这些家庭的年药费支出在一百元左右，最多不超过二百元，生病后在药店买点最便宜的药，谁也不会去医院，因为怕挨“宰”，因为年平均三百元的医药费就足以将一个下岗工人家庭击垮。
* 永远饱和的劳务市场
我没有想到会在鲁迅儿童公园门口碰到李素萍。那儿是外来民工劳务市场，从远处一望黑压压的约有百八十人。那些在炎夏的烈日下蹲着、坐着、光着膀子走来走去的外来民工，睁着觅食的眼睛，期待着明天的饭碗，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农村，当耕耘土地的收获不过是永远坚硬的债务时，他们来到了城里。这是个劳务黑市，共产当局曾清理、取缔过几次，但事过不久就会卷土重来。
李素萍就站在这一群人中间，她已经在这里候了两天，但却看不到一丝希望。她微胖的体态和站立的姿势，很容易让人以为她是来招工的。一些胸前挂着“厨师”、“泥瓦工”纸牌的人在她周围晃来晃去，知道底细后就失望而去。她已经有两年没活儿干了，在家干呆着。下岗前，她和丈夫都是沈阳轧辊厂职工，她做党务工作，丈夫在车队，年年先进工作者。四年前，夫妻俩双双下岗。
她说，这个市场的好处就是供求见面，谈好了就成，不行就撒手。下岗后她也做过酒店管理，后来身体不好辞了，现在年纪又大了，四十五岁了，谁还要她呢？她住的还是单位的福利房，最近有新政策要求住房货币化。她家的居住面积只有十二平方米，但要交六千元。节衣缩食的她犯了愁，于是就到这儿来了。 “大姐，你招人不？”“只要给钱，啥都干。”那些人围住我，像看到了希望的火种。我凝视着这些渴望的眼睛暗想：李素萍们真的开始将自己置于就业市场的大舞台，抹去了从前不肯轻易卸下的面子，在贫困面前，她们无法后退，别无选择。
一份当地政府报告显示，到二零零零年底，沈阳全市累计下岗职工达到六十五万人，其中属党营“国有企业”的有三十九万人。该报告还称，截至同年末，全市失业下岗人员中已有四十五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安置就业率为百分之七十。但在这些官方数字背后，我看到的是失业给家庭带来的致命打击和寻找安全饭碗的艰难。在接受采访的下岗失业人员中，重新找到较稳定工作的很少，最多的是打零工。人们对在私企业工作心存疑虑，因为一是要扣押金，二是经常不给工资。对于下岗后当老板迅速脱贫致富的幸运者，许多人报之一笑，认为只有亲戚在政府任职的人才能办得到。
四十岁的王小兰，下岗后靠卖汽水度日，五毛钱一瓶。低物价低消费已经成了铁西特有的经济生活现象。她愁家里每天开支、孩子的学费，更愁的是丈夫找不到工作。她苦着脸说：“打去年起他就在家歇着，四十岁的男人，体力还挺好，可找不到事儿干，成天就这么游荡下去，人就要废了。”
走在工人村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闲着唠嗑的人们。街边、公园里，麻将、扑克擂台摆了一桌又一桌，除了一部分老年人，相当多的是些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从这些无所事事游荡者们空荡荡的眼神里，人们看到的是表面上对安守贫困的屈服和内心里向社会讨回公道的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