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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年”看祖国的历史圈圈
 
九哥
 
2001年12月27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 旧的一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再下去又该过年了。

去年过年,我从日本回了趟湖南老家。见到了家里所有的人,当然还有年近八十的老母亲。闲不住,便帮母亲改了改她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在《童年》里,我找到这么一段:

(母亲自传开始)记得那是1927年,年三十,各人拿出自己的炮竹灯笼,玩具。我穿上新衣,骑上纸花马,前后纸马里点上蜡烛,好不快活、好不威风。

晚上,我们家人(有父母和我们十三个孩子)都聚在一团,按照妈妈广西的风俗吃年饭。可我们不叫吃饭,因“饭”同“犯”同音而忌。我们吃一种“粉利”。“粉利”是用大米和糯米粉搭配做成的长八寸、酒杯粗圆筒形的东西,有些还着色,放水中浸泡。三十晚上拿出来切成丝,和肉丝、蛋丝、姜丝、葱等一起炒熟即成粉利。过年吃这种东西,表示吉利。

过端午节妈妈包的粽子也与众不同;不包羊角形,而是枕头形,内放火腿条,或鲜肉条,用酱油、胡椒粉、味精浸泡后,再放进粽子里包紧煮熟。妈妈包的粽子既香又鲜,冷了尤其好吃。(母亲自传完)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个时候的外公,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一个中学老师,就配养活一个专务主妇和十三个孩子!不但养活了,过年还给得起孩子们穿新衣,骑纸马;吃肉丝、蛋丝、姜丝、还有葱做成的粉利;过端午节还有粽子,还不是一般的粽子,而是里面放了火腿条,鲜肉条的粽子!

70年后的今天,不去管计划生育,是不是也有中学老师能像我外公那样能干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去了一位名牌大学的教授家。

“养十四个人?”教授像听了天荒夜谈一样:“我们的前辈就是不同。也难怪我们中国人,随便走到哪里,只要一提起祖宗,就会眉飞色舞讲个不停。”

教授当然是谦虚。教书的,什么时候都一定能养得活十来个人。

可惜我的父母不是教师,而是国家干部。所以,我虽只有四兄弟,小的时候,却从未有过穿新衣,骑纸马;吃肉丝、蛋丝的记忆。仔细想一想,鞋子倒是有一双。

那是在1961年,地球还处在温暖化之前。(当时我6岁,刚进了小学一年级)记得那正是过年的前夕,冰天雪地,室内都在零度以下,室外的气温就不敢去记忆。从家里到学校有三里来地。每天,七岁半的哥哥带着我要走半个小时。

走路倒不怕,痛苦的是那双黑色的旧套鞋。因为没有鞋垫,母亲就在鞋里铺了些稻草。因为没有袜子,父亲就找来两块破布把我的脚包起来塞进鞋里。又因为那套鞋本来就很旧,加上还太小,一塞就破了。父亲无赖,那天只好借了公家的脚踏车,皱着眉头把我送到了学校。(当然只是那一天,以后,就都是自己的脚拖着那双鞋去上学的)

要过年了,我的大脚趾从鞋里钻出来向妈妈鞠了一躬。妈妈看都没好好看,就:“知道了,等年三十再说。”

年三十终于等到了。清早,妈妈就拿了双红色的套鞋给我。我惊喜地扑了过去,接过来一看,不像新鞋。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我那双破鞋,只是用自行车的旧内胎包了一层,给黑色的鞋子披了件红外衣。

我仍兴致冲冲地立即穿在脚上,迫不及待地往外跑。外面的路上都结了冰。找到一片薄冰的地方,我用脚跟砸开冰层,很勇敢地将右脚踩了下去,“水啊水,这回我可不怕你啦。” 正得意,一如既往,水还是毫不客气地浸了进来。真他妈懊愤。

我瘸着一只脚往回跑。母亲看了,拧起我因还没解冻而不知道痛的耳朵:“今年还只帮你补了双鞋,就是不爱惜,好东西你不在得(不配)穿,以后就打赤脚(光脚)算了。”说完她叫我把鞋脱掉,掏出里面的稻草,烘在煤火炉不远不近的地方。

我除了用左脚打摆摆(用一只脚跳着行动)以外,就只能坐在被子里,看着家里其他的人过年。

年三十饭,我也还有点记忆。因为是过年,比以往奢侈了很多。主食不仅在红萝卜白萝卜红薯丁里混入了少许白米,(父母当时在省直属机关工作,享受红萝卜白萝卜红薯的特殊待遇)还添了一个菜。吃着,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了句:“好久没吃肉了。”本来是自言自语的话,没想到引起了弟兄们的共鸣。这时只见父亲一抬手、、、啪地一巴掌打到桌面上,“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你们还妄想、、、、、、”

我当时很委屈,没有肉吃,想想都不行吗?!

父亲那一巴掌虽然没有落在我身上,却一直留在我心里。

小时候只听说做了驸马,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每天山珍海味。哪有做主席不吃肉的呢?几十年后,我托管图书馆的弟媳查了史料,才发现父亲并没有骗我们。当时,确实有毛主席听说饿死了不少臣民,决定暂停吃肉的记载。

1977年,当时才20出头的我,也帮着政府下乡教过老农们种田。在我主管的芭蕉大队里,有一个小小的山坡,那小山坡上挤满了小小的墓碑。住户家兄弟告诉我,那些都是60年前后为大跃进牺牲的人。(据说全国销了约三千万30,000,000个户口,拿我现属的国家挪威,等于全国的总人口,每人要死7次半)

呜呼!面对着这些饿死鬼,想起我6岁时“好久没吃肉了”的怨言,是多么的可耻、、、、、、

2001年过年,离1961年过年又进步了40年,我从日本回到湖南,又凑巧赶上童年朋友们的再聚会。可谓:记得少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童年的伙伴们(除我以外)都已到了祖国栋梁的不惑之年。

餐前大家先拜访了周伢子的家。(他搞得不错,在某某公司当老总)宾馆似的建筑,大理石的走廊,电梯上到十几层,走进他的豪宅,50多平方的客厅,两边还有两卫两餐卧室若干,其装修摆设,连我这自以为见过宇宙的假洋鬼子也旺洋兴叹。

周伢子看着我半开的嘴,用不好意思的表情说:“怕影响不好,没敢放肆装修,跟你外国不好比。”

接着钱百哥问:“周总,今年过年,你们公司发了多少(钱)?”

“比去年少点,只有X万。”他把“只有X万”谦虚地说得很肯定。

“过个年就可以发X万,这么说来,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郊区!”正当我为祖国的迅速发展而准备感动,羊满哥走了过来,钱百哥又转过去问他:“羊厂长,你们那怎么样?”

“能怎么样,还不是三分之一的留厂,三分之二的下岗。” 羊满哥把这句话朗读得像小学背熟的课文。

“下岗是什么?”脱离了群众多年的我,问得很不好意思。

“不懂了吧,这是我们中国的专利词,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外国鬼子听不明白。” 钱百哥从小就喜欢欺负人。

“别理他,九哥又不是真正的外国人。下岗就是失业。”羊满哥、(现在应该叫他厂长了)还没修成钱百哥那点幽默。

“那下岗了的怎么办?”我追问。

羊厂长又解释:“还能怎么办,每个月打发二百块‘生命维持费’。”

“二百块能做什么,还不够我去桑拿泡个按摩澡。”钱百哥在外面做包工头,见识当然很广。

“工人不来造你的反吗?”我有点替羊满哥厂长担心。

“又不懂了吧。现在不兴“造反”了,如今叫“出事”。” 钱百哥又捡了个表现的机会。

羊厂长接着说:“厂里的人出事倒不怕,我就这么点肉,要能够他们吃饱一顿,把我煮了也行。真能那样,对师傅也算是个交代。我师傅是老厂长。记得师傅把厂办的钥匙交给我时说:‘这个厂是你师爷带着我们几个人搞起来的,搞到今天四百多号人不容易啊。我看你比我崽强,这把钥匙交给你,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让厂垮在你手里。’我给师傅拍过胸膛‘我向你保证:有我羊德在就有厂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英雄王成‘有我在就有阵地在。’可厂里现在是这个样子,我还有什么脸去见师傅。本想躲一阵,等厂里好一点再说。没想到前阵子师傅生病没钱住院,他儿子跑到厂里,趴的一下跪在我的面前。怎么得了,下岗前他是我师兄,比我还大几岁。都50出头的人了,跪在我的面前,你要我怎么办?就这一千块钱,再没有了、、、唉!师兄也知道,一千块钱,那要从厂里下岗的一家人口里掏半年。以后也没再来为难过我。”

“你也没再去看看你师傅?”我问。

“没有。”

“这就是你不好了,师傅犹如师父,你不能忘恩负、、、、”没等钱百哥说完。羊厂长跳了起来。

“我拿什么去看师傅,空着手说我看你死来了!”停了停,又说:“我也知道师傅就是师父,师父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这样自私,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就不要厂里其他人的命!”

我没敢再多问,钱百哥则劝羊德不要太激动,他却说没什么,只是掉了根头发在喉咙里。

晚饭的餐桌上当然是今非昔比,猫肉狗肉兔崽子肉,无奇不有,不应有的尽有。(在国外,狗是人类的朋友;连朋友的肉都有,还有什么没有呢!)一碟没完又来一碟,而且碟上加碟。我很乡巴老地问了问旁边的钱百哥:“这一桌得多少钱啊?”钱百哥很“酷”地:“也就十来张老毛,千吧块吧。”他看看我很不潇洒的样子,又补充说:“别怕,有公司签字的。” 说着,他夹了块狗朋友在空中画了个圈,得意地吹:“我什么肉都吃过,就差没韵熊猫豹子肉的味了,什么时候有机会、、、、、、”

千吧块钱的餐桌上,老显出那50岁的儿子、为了千吧块钱给父亲看病而跪着的样子,还有每月拿二百块‘生命维持费’养家的人们,我只觉得湖南辣菜搅得肚肠很痛,至于其他的美味,没品出个什么名堂。

我们这些朋友们,都是在一个红旗下生一个红旗下长,都是一起玩油板打弹子,都是一起挖红薯根填肚子。为什么到了今天,为什么几个人的一顿饭竟然可以吃掉另一家人半年的呢?这是否就是现在流行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当然,一个英明的政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适应的口号,必有他无可奈何的道理。

万物竞争,优胜劣败。历史自然是无情的。

问题是:如果人类的历史,都是从人人都贫,到少数人富,又到多数人富,再到全人类富的话,那在我母亲童年的20年代,就已经达到少数人富的水平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用40年的时间过度到60年代的人人都贫,又用40年的时间从人人都贫再发展一次,才达到今天的少数人富呢?

如果花了80年的时间,费了那么多枪炮子弹,还有无数同胞英雄狗雄的生命,仍不能实现我母亲参加革命时所理想的那样:为广大人民谋幸福,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结果只是调了个庄家换了群人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民族,是否真的值得庆幸?

有一次我做梦,碰到了那个姓“马”的外国人,便抓着他,硬要听听他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在作何感想?他说:“我理想的社会主义,不是这么个意思。”原来做学问,可以这样不负责任。

好在如今的江政府似乎已经领教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极力彻底从历史的圈圈里跳出来,步人之后尘走那条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使人类进步的“科学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历史的包袱是那样的沉重,沉重到靠家里人已经很难移动,而不得不利用外面的WTO。像历史上所有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变革一样,这一次,又要付出多少百姓为历史的车轮铺路!

我老九不是个搞政治的,中学时的历史也总不及格,所以一直没搞懂,为什么我们中国比人家早走几千年,到如今反落后人家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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