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鎔基39次提到「市場」
費加羅報中國問題專家奧泰（Francois Hauter）在題爲《朱鎔基炸燬計劃經濟》的評論文章中說，朱熔在其長達2個小時的報告中，共有39處提到「市場」這個字眼。在某些保守官員聽來可能會覺得刺耳，但朱鎔基的報告贏得了三千人大代表的熱烈掌聲。人們或許可以認爲，2001年3月5日這天，中國終於無可逆轉地告別了統制經濟社會主義（socialisme dirigiste）。
* 三年改革的「制度化」
費加羅報同時還評論說，朱鎔基不僅在中國徹底結束了早已過時的蘇聯式計劃經濟模式在中國的最後影響，而且確定了進一步推進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新戰略，確定了建立在法律規範化基礎上的國家干預新框架，初步勾勒了一個以技術官僚爲主體的現代國家模式。可以預料，這種爲因應「國際接軌」而實行的規範化技術管理將不可避免地給中共「黨治」機器帶來衝擊。
在中國這樣一個仍處在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國家裏，就社會演進的某種實際作用而言，經濟政策本身恐怕更具有改良主義的現實性。體制內部哪一位真正的改革家站出來，用口號式的綱領觸動政治體制的一根神經，他立刻就會「靠邊站」，從此失去他個人的作用。這就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現實。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民主的最低前提要求規範化。費加羅報中國問題專家奧泰並未「探討」朱鎔基報告裏有多少政治改革的「話語份量」，卻對這份「充滿新意的報告」作出深刻分析並就其主導方面給予相當高的評價。奧泰認爲，朱鎔基報告最重要之點就是把他出任總理以來推行了三年的改革加以「制度化」，使之得到法律的保護，從而保證中國改革的延續性。而中國的改革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奧泰認爲，朱鎔基這位給人以「清官大人」印象的「經濟沙皇」（tsar economique）平靜地埋葬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官僚邏輯，即統制經濟論的社會主義。
* 「千日改革」乃是某種「休克療法」
朱鎔基出任總理三年，又稱「千日改革」，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果？按中國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的說法，在這三年內，中國國企改革和脫困目標已經基本實現。而香港和海外部分媒體則對這一說法有所質疑，甚至有人認爲朱鎔基的國企改革並未成功，更多的是留下一個爛攤子和成千上萬人下崗。
事實上，朱鎔基「千日改革」乃是某種經濟上的「休克療法」，屬於中國龐大國企領域經濟轉型陣痛期難以迴避的一個艱難環節。費加羅報分析文章指出，「千日改革」的結果是數萬國企關門停業（相當於倒閉），1800萬國企職工下崗或被解僱，只得到企業或社會微不足道的救濟。這種結構改革帶來的失業壓力，甚至在1999年夏天因社會風潮湧動而差點迫使朱鎔基下臺。
「千日改革」的結果雖然有爭議，但這個開端畢竟觸及了統制經濟社會主義的根基。費加羅報回顧說，朱鎔基上任之後的第一件事是中央政權「消腫」，高級官僚人數從34000人精簡16000人，有利於政府職能提高效率，明確職權，減少國家計劃對市場的干預。在國企推行「債轉股」之後，現在又把人事改革引入到企業部門，讓企業領導人試行年薪制和期權制。可以預期，國企改革未來幾年仍會發生變化，但不排除失業繼續加劇。朱鎔基本人也承認，國企改革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社會承受能力。受社會平衡、左派平等意識以及政治風險（包括高層權力內爭）等制約，朱鎔基在這次人大會議報告裏不得不提出建立一個普遍化的社會保障體系。所提出的多項大型工程，除了經濟發展目標之外，也包含開創就業以緩解失業壓力的意圖。
* 以「廉政」取信於民
費加羅報文章分析說，朱鎔基在政治抱負上有「雅各賓黨人」（激進民主主義）氣質，因此很難說他顧忌社會穩定問題是一種退縮。恰恰相反，第十五個「五年計劃」緊迫地把共產黨建國以來一向不重視的農村經濟提上日程，也是朱鎔基向各省擴大改革和施加個人政治影響力的一個途徑，因爲各省一些官員和廣大內地農村地區的「黨支部書記」在經濟改革的潮流中幾乎已經變成了地方上的「專制君主」。那些地方不僅農業收成停滯甚至降低，無法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貧困地區已經顯示出農民暴動的跡象。
與此同時，繼續打擊腐敗仍將是朱鎔基在任期間的主要政策之一。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者估計，官員貪污腐敗造成的資金流失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PNB）的8％。從國企目前仍佔中國經濟活動37％（世界銀行統計數字）來看，國家官員貪污的比例相當大。自1998年以來，因腐敗而受到判刑和懲處的官員每年增加12％。據統計，至今受到司法查處的共產黨幹部已達到42000人，國企領導人15000人。費加羅報指出，朱鎔基這次特別強調國家計劃招標要有嚴格和透明的程序，表明欲以「廉政」取信於民的朱鎔基仍會採取雅各賓式的強硬手段懲誡黨內的腐敗者。
費加羅報文章最後認爲，從3月5日這天起，朱鎔基不再代表一個窮途末路的政權，到2003年他任職屆滿之時，將是個75歲的人了。不管到那時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這個中國的「雅各賓黨人」都會在他自己國家的歷史上留下他個人的深深的印記。
另有評論報導，朱鎔基非常清楚，政治改革必須與經濟改革並行甚至超前，但他的「十五」報告中沒有談到政治改革的問題。因爲，他心目中所高度讚賞的政治改革，是江澤民及中共現行官僚體制所無法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