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说：“如果不这么给自己脸上贴金，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为它的统治不是老百姓选了它，而是靠武装夺取的政权，而且靠武力维持着。所以根据它上台的不合法性和它自己心里不自信，它必须用这种漂亮的大话来掩盖过失。”

戴晴表示，中国民众真正出自内心赞美共产党的时候不是没有。当新政权刚刚建立之际，全国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但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讲真话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戴晴女士说：“到了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了任何说真话的空间，它是用庸俗话和利益化来垄断全党，他们觉得干吗要说真话，干吗要让顶头上司不高兴，让他不高兴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已经不是从理想、从真理、从信念出发。”

司马璐先生曾经在1937年加入共产党，担任过延安抗日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在香港研究中共党史，出版党史专著十多册。他说，中共早期的党员有很多理想主义者，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对俄国革命发生兴趣的知识份子，他们希望改变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司马璐说，在建党问题上他们之间出现了两派的论争，列宁派占上风，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目前这样的集权专制组织：

司马璐说；“一派的人主张，要发展对共产主义有真正了解的人为党员，以教育为主。另外一派人主张，同时列宁也是这样讲的：共产党就是要讲激烈，讲服从，凡是能够服从组织的，行动听指挥的，不管他对共产主义有没有了解，都可以做党员。”

司马璐认为，这样一个信奉暴力的组织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里吸收很多的人加入，依靠的是使用多种手法，其中包括政策多变，宣扬领导权威，两手策略，前后不一，里外不一等手段。司马璐说，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记载了中共领导人的两手做法。 

司马璐说：“共产党对很多事情有双重标准，对外讲，平型关大战和百团大战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对内讲，毛泽东对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看法却完全相反，毛泽东说，平型关打得太早，仗等于是替蒋介石打。毛泽东甚至说，日本人侵略越深，对共产党发展越有利。”

司马璐指出，共产党认为讲假话只是一种革命的手段。

司马璐说：“讲假话是从领导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讲得很清楚，做共产党员就是要做党的工具。”

司马璐举出陈独秀的冤案，中共在江西时期整肃AB团，延安整风时期的冤假错案等例子说明中共在建党前30多年的转变过程。戴晴认为，延安整风是中共走上一言堂道路的转折点。

戴晴说：“延安先是整风，把还有一点点新闻自由的报刊《解放日报》改版，最后通过抢救运动，用威胁的办法，使得全党只能有一个声音，全国只能有一个声音。”

司马璐认为，延安整风除了使用威胁的办法，也使用利诱的手段，如果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国民党特务还可以有奖励。

司马璐说：“有一个学校的大部份小学生全部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因为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就可以发一盒饼干。这种说谎给整个的党带成一种风气。”

中共老党员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谈延安整风时也讲到这个问题。她在书中说，当时在中小学生中挖掘出国民党特务，他们的年纪从12岁、11岁，10岁，一直到发现6岁的小特务。一个小特务的姐姐对韦君宜说：“你只要给他吃的，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司马璐表示，中共领导人讲假话是为了保住权力，为了相互利用。而下面的干部讲假话从消极方面来说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共产党整人手段相当残酷，所以干部有时连沉默的权力都没有，比如反右运动，人人必须表态。他说，从积极方面来说，讲假话是为了向上爬。

前中共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社长苏绍智引述了出生在德国的政治学家汉娜.阿伦德论述极权主义著作的观点。

苏绍智说：“她(指汉娜.阿伦德)说，恐怖是集权主义真正的本质。第二谎言是集权主义主要的工具。后来萨哈洛夫夫人发挥了一下说，恐怖和谎言成为集权主义遗传密码的一部份。永远消不掉，要遗传到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