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抓以前，跟维吾尔人谈话总能听到“人权”一词，那时我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也认为他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人权是个通用词汇，如此而已。直到自己尝受到被剥夺人权的滋味，才切身体会到人权的真实意义，以及它对人有多么重要。

今天中国的缺乏人权和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那时政权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强行进入全部国民的个人的生活，剥夺所有的私人空间。今天阶级斗争已经难以为继，政权失去了同时进入每一个私人空间的能力，所以那些“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平时可以不太感受人权方面受到威胁。然而今天的政权仍然保留着与毛泽东时代完全相同的一点──只要它愿意，随时有能力侵犯任何个人，个人则没有任何能力在它面前保护自己，只是一粒任凭碾压的草芥。

对我而言，一旦被抓，立刻就如掉进一个黑箱，被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得不到任何信息，也得不到任何援助，只能听凭摆布。而对方是一个庞大机构，人员众多，资源无限，信息畅通，你如何有能力和它抗争呢？

进了看守所，同牢房犯人偷偷摸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照着法律条文帮我分析可能受什么指控，判多重的刑。那本刑法是我在里面唯一的法律知识来源，也是判断自己未来命运的唯一依据。然而只要外面一有响动，同牢犯人条件反射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刑法赶快藏起。他解释说让“管教”看见就会被没收。我奇怪监狱难道不是最该让人读法律的地方吗？他嘲笑我的文人气。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会给办案增加麻烦，犯人什么法都不懂才容易摆布。刚入狱的时候，他也曾要家里送法律书，结果都被看守所截下。这本刑法是以前的犯人传下的，怎么拿进牢房的已不可考，平时总是被藏在隐秘地方。我听罢不禁笑了起来，我是因窃密而犯法的，关到牢里却仍然在窃密，所窃的秘密就是中国的法律──这是多么黑色的幽默。

虽然有那本宝贵的刑法，却帮不了我太大忙。从那些条文中，我可以确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据说中国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进步，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上去却更加宽泛，比“反革命罪”所能包括的内容还多。它的条文模糊，难以界定。在相关的十二条条款里，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看上去有好几条。那种语焉不详的词句──如“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煽动分裂国家”、“以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为境内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解释的灵活性几乎可以随意扩展。怎么掌握那种灵活性是由当局说了算，想重可以重到判死刑，想轻也可以轻到无罪释放。其间属于“合法”范围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时已经做好了被判刑的准备，不知道的只是被判多少年。关于我请不请律师的问题，同牢犯人的意见不一样。赞同的意见是，虽然律师不会改变大的结果，但是有可能争取到少判一两年。为了一两年的自由，请律师就值得。按照他们的经验，钱是少花不了的。因为新疆本地没有敢接政治案件的律师，只有从北京请。每次来回飞机，住旅馆，打车，再加上各方面的打点应酬，还得找熟悉新疆情况的助手，不考虑律师酬金，光是开销至少也得十万八万。不赞同的意见说，对一般的刑事案件律师可能有用，但是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检法的一般程序就能判的，肯定事先通过政法委（政法委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中国的各级公检法归同级政法委统一领导，所以公检法独立办案是徒有虚名），政法委定下来判你几年，法院绝对不会判成另外结果，所以请律师没有用，钱肯定是白花。

维族犯人一般都不请律师，除了知道律师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为没有钱。这将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另一种障碍，法治难以实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请不起律师。大量地颁布法律不等于就是法治，所谓“国家越糟法网越密”。法律大量地脱离现实，与社会脱节，不为人知，难为人用，结果是人人都可能触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法律失去权威，从而进一步不被执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于赋予了权势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寻租工具。如果人人都可以被法律惩治，那么惩治谁不惩治谁就成为最大的权力，法治也就成为新的专制。

我决定不请律师，除了相信律师不会对我的案件起作用，我还有一个打算──要把法庭当作讲台。法庭受审是唯一能让我对外讲话的机会，我必须要利用。而且那些话只有我自己讲，任何律师都不可能替代。

后来出狱时，我看到海外舆论把我的罪名说成了“泄密”，并且为我进行辩护，说我一直在体制之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泄密”。我当然感谢海外舆论对我的声援，但我认为我到底有没有犯法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按照现行的法律，可以把我定为犯法，因为我复印的材料上的确印有“秘密”二字。然而问题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进行封锁和垄断？共产党总是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如果真是那样，了解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就应该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力，治理国家的信息就应该是最开放的信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谁去了解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窃密”，谁说出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泄密”。人民的知晓权被彻底剥夺，这是什么法律？是出自专制权力的恶法！对于犯这种法，我既无愧疚也不后悔。既然我选择了写作为业，我职业的功能就是要让人民知晓。对我来说，人民的权利是最高法律。这最高法律有权蔑视一切恶法！我“窃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恶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恶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恶法不变，我过去这样做，将来还会要这样做！

当我在笼子一样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辩时，经常会感到热血沸腾，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向同牢犯人仔细了解新疆服刑的情况，如何下煤矿，如何烧砖窑，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艰难，虽然对那种前景不寒而栗，但是在心里，我已经把自己未来的相当一段生命定位于新疆的苦役。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另外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