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關於法輪功

中共突然大舉鎮壓法輪功，世人多感意外；其文革式的粗暴手段，更令人恐懼和憤慨。

正是通過對法輪功的野蠻鎮壓，一般人才更了解了法輪功。顯然，法輪功不是白蓮教或太平天國，它的成員多是中老年，而且不少是婦女，並沒有多少戰鬥性，當然也不可能對政權構成什麼威脅。這一點，中共當局應該很清楚，那麼，它爲什麼還要開動全部鎮壓機器不遺餘力地嚴厲鎮壓?反過來想，那是不是當局明知故犯，以顯示其赫赫武功，殺人立威呢?

現在我們總該明白了，爲什麼共產黨每隔幾年就要大搞運動，爲什麼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近年來江澤民政權的內外交困，正象毛澤東在「三面紅旗」慘遭失敗後陷入尷尬，就靠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戰鬥動員令，讓務實派溫和派不好說話，從而強化了自己被弱化的權力，或許，我們就會更加理解江澤民爲什麼要採取這次鎮壓行動。

政府粗暴侵犯法輪功信徒的信仰自由、表達自由等基本人權時，他們就應該象伏爾泰那樣，「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講話的權利」。可是，何柞休卻象批林批孔運動中的楊榮國，熱衷於以理殺人，甘心作專制者政治迫害的幫兇。

法輪功確實無關政治，僅僅是當局以泛政治化的方式鎮壓法輪功，這才使法輪功染上了某種政治性。不過，一些法輪功成員以不參與政治爲理由，一再表示要和民運人士劃清界限，那又不對了。在維護基本人權的問題上，不同的人們必須互相支持。我們知道，共產黨的特長就是整人害人，它的策略一向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它給我們貼上五花八門的標籤，讓我們彼此自動的互相分離，劃清界限，以爲這樣做就能使自己安全些，或被整得輕一些。於是，專制者就能以少制多，坐收漁人之利。有鑑於此，我們就該反其道而行之，在捍衛人權的共同點上無分彼此，互相支持，和「劃清界限」劃清界限。

這次鎮壓法輪功，大規模地重演文革故伎。尤其是所謂公安部六條規定，從名稱到內容都使人想起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它連純粹的私人空間都不留分毫，把法治精神掃蕩以盡。當然，象「禁止任何人在任何場所」懸掛、張貼、散發法輪功的圖像、標識、書刊、音象製品的規定，在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徹底實行，但是，這種規定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頒佈，卻無疑是在顯示權力的絕對性和野蠻性，是對個人自由的最猖狂無忌的踐踏和嘲弄。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如何竟能容忍這種事情在我們眼前再度發生?

2.關於「兩國論」」

不久前，臺灣李登輝提出，海峽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一陳述被簡稱爲「兩國論」。

兩國論一出，臺海形勢迅速升高，國際社會鹹表關注。中共再次文攻武嚇，不過和九六年那次臺海危機相比，中共的反應還算留有餘地。現在，世人最耽心的是中共會不會對臺動武。照我看來，兩國論並不等於臺灣獨立，即便按中共的立場看也不算臺灣獨立，因此中共沒有理由採取過激反應。

這層道理，中共當局想來心知肚明，因爲他們和臺灣方面打過不少交道，應該熟悉對方的立場和理由，但是出於政治上的種種原因，中共依然對臺灣採取了高調批判的姿態，指責兩國論就是要搞臺獨，並做出隨時動武的架勢。少數大陸民衆受惑於官方的片面宣傳，再加上近些年來極端民族主義的鼓譟，有可能對當局的指控信以爲真。這就需要我們再解釋幾句。

八十年代，大學生提過一個口號，「理解萬歲」。所謂理解，就是要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站在臺灣人的角度看大陸，給兩岸關係定位，無非兩種選擇:

一、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唯有中華民國才代表全中國。照此邏輯，中共政權就是叛亂團體，大陸就是淪陷區。

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箇中華民國，一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就成了兩國論，成了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

除了否認就是承認，不存在第三種選擇。除非你要求臺灣人自己否認自己是中華民國，不過，那隻可能是你看臺灣的角度，不是臺灣人自己看自己的角度。

再從大陸這方面看，中共指責李登輝的兩國論是搞臺獨，因此威脅要臺灣放棄兩國論，否則將可能對臺動武。言下之意是，如果臺灣放棄選擇二，哪怕回到選擇一，大陸也不必對臺動武。

這就怪不得有臺灣朋友要抱怨了。他們說，中共當局實在莫名其妙。過去兩蔣時代，我們不承認你們，你們倒不太在意；現在李登輝時代，我們承認你們了，這分明是向你們表達善意嘛，你們反倒更不能容忍了，非要文攻武嚇不可，這不是有病嗎?

然而，站在中共的角度，中共有中共的考慮。不錯，如果臺灣繼續兩蔣的路線，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看上去和中共的立場針鋒相對，水火不容，但雙方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雙方都認定兩岸關係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抓住這一點，中共就可以宣稱，兩岸不論是談是打，都只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不容外國人干涉。如果依了兩國論，兩岸問題成了國與國的關係，雖然有「特殊的」作定語，但畢竟成了國際關係而不再是純粹的一國內政，國際社會就有了干預的正當理由。所以，中共寧肯要兩蔣的敵意，也不肯要李登輝的善意(其實，中共何嘗願意容忍兩蔣治下的臺灣，五八年的炮轟金門就是不容忍的例證)。

在中共看來，如果臺灣繼續兩蔣時代「漢賊不兩立」的政策，還有利於在國際上封鎖臺灣的活動空間。既然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了北京，它們不願意犧牲和北京的外交關係而去承認臺北，這就使臺灣在國際上陷於自我孤立。如果依了兩國論，那就有可能導致國際社會對北京和對臺北的雙重承認，臺灣的日子更好過，那就更不願意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統一方案了。

順便澄清一種語意上的混亂。正象很多人指出的那樣，李登輝講出兩國論，無非是講出一個早就存在的事實。中共當然知道這個事實，但它就是不肯承認這個事實。這不是自相矛盾或鴕鳥政策嗎? 那倒未必，因爲在政治上，「承認」一件事不只是說承認這件事的存在，「承認」意味著承認這件事的合法性或正當性。譬如有的異議人士表示他不承認中共政權，那當然不是說他不承認有中共政權的存在，那是說他不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而在一般表述中，「不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又常常可以簡化地說成「不承認中共政權」。於是我們就得到了一組貌似矛盾的表述:「某人既承認中共政權，又不承認中共政權。」在這裏，前後兩個「承認」的意思是不同的，前一個承認只表示對事實的承認，對存在的承認，後一個承認還表示對合法性的承認，對正當性的承認。北京一直不承認臺北，恰如過去臺北也一度不承認北京，這不是承不承認對方存在的事實問題，而是承不承認對方合法性的價值問題。

如前所說，中共心裏完全明白，臺灣人提出兩國論是可以理解的，因爲臺灣人不可能不希望得到國際承認。另外，中共也明白兩國論還不等於臺獨，但是它還是對此感到十分緊張，因爲它耽心國際社會接受兩國論，對臺北和北京雙重承認。比方說，要是美國在承認北京的同時又承認臺北，北京該怎麼辦呢? 和美國斷交吧，代價太大；不斷交吧，那又等於接受了兩國論。這就是爲什麼兩國論一出，北京首先關心美國一類大國的態度。其實，北京之所以大搞文攻武嚇，不只是做給臺灣看，也是做給美國看的。北京試圖讓美國相信，如果美國接受兩國論，在外交上承認兩個中國，北京就會認定臺灣在外國干涉下已經實行獨立，北京就會發動武力犯臺，即便和美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也在所不惜。反過來，如果以美國爲首的主要國家不搞雙重承認，臺灣的兩國論就成了自說自話，問題就不那麼嚴重了。

美國優先考慮的是臺海和平，而它認爲保持和平的最簡單的辦法是維護現狀。美國對兩岸的態度是，臺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假如在臺灣沒有宣佈獨立的情況下大陸對臺動武，根據對臺關係法，美國出兵協助臺灣自衛的可能性會很大。假如由於臺灣宣佈獨立或者是由於美國承認臺灣而招致大陸武力犯臺，美國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會比較低，所以美國不鼓勵臺灣宣佈獨立，不肯貿然承認臺灣。

維持現狀對臺灣有利有弊。有利之處是它爲臺灣的存在與發展提供了和平的外部環境，不利之處是它使得臺灣爭取國際承認的努力難以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維持現狀對中共也有利有弊。有利之處是它能夠阻止臺灣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包括以「兩國論」的方式對臺灣對大陸的雙重承認)，不利之處是它會使中共一國兩制統一目標的實現變得遙遙無期。

正因爲雙方對現狀都有所不滿，雙方都有突破現狀的衝動。在大陸方面，不時有人說起要爲統一制定時間表，不能讓臺灣問題老是拖延下去。那分明是暗示，臺灣再不受招安就打吧。中共一向迷信武力。要是有把握打勝，恐怕早打了。臺灣方面也想突破現狀。平心而論，九六年臺海危機和這次臺海危機都是由臺灣方面、由李登輝主動出擊引起的，所以那些一心維持現狀的人免不了要怪李登輝惹是生非(troublemaker)，可是站在臺灣人的角度想一想，他們有著令人稱羨的繁榮經濟，貨真價實的政治民主，有著一個現代國家應有的一切，而且很願意爲國際社會作貢獻盡義務，然而卻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如果你是臺灣人，能不委屈不著急嗎?近來一段時期，中共當局倒行逆施，越益背離人類主流文明，引起國際社會普遍反感。在這種背景下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就顯得比較情有可原。

最後，不妨再講講兩國論。兩國論是不是等於臺獨，等於分裂中國?應該說既是又不是。說它不等於臺獨，不等於分裂中國，因爲它只是對眼下分裂現實的宣示，臺灣並沒有放棄一箇中國的前提，沒有放棄統一的目標，並且堅持了未來實現統一的承諾。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爲臺獨或分裂，如果臺灣把一箇中國的前提只當做虛晃一槍，把未來實現統一的承諾只當做空頭支票，那和獨立、和分裂有何區別?如果李登輝真想臺獨，那麼可以說，他已經把搞臺獨該做的事都做得差不多了，接下來只是等著國際社會慢慢接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