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陪同他的翻译告诉他，就在不远处的墙壁上，赫然写着一排大字标语："谁破坏计划生育叫谁倾家荡产！"。这位老外终于不得不相信这个不幸的故事。

一、"我们是比黄世仁收租还要利害"

1998年9月8日，官方新华社以"寒冬将至，这些农民将以何处为家呢？"为题图，配发了三幅图片，披露广西来宾县石牙乡在朝南村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时，放火烧毁民房的情形。图片之一是一位七十多岁的余祖斗老人站在被大火烧过的残墙断壁前哭诉自己的不幸的情形。他家的房子被工作队烧了，大儿子余祖相因这场纠纷，至今仍被关在看守所。图二之儿是满脸疑虑和戒备的村民叶金英因房屋被烧，只能带孩子住在简易棚子度日，图三则是村民余荣让一家仍然居住在被综合治理工作队放火焚烧过的房屋里的情形。

对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辛苦一辈子是否能盖上一幢红砖房子是无法说准的事情，而地方政府可以一斤炸弹、一把火在顷刻之间将农民一生的辛劳化作灰烬，中国农民有多难，中国的政府有多横，通过湖南、广西两地农民房子的遭遇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以炸药、火把对付农民，只是当今农村的贪官污吏剥夺农民财产权的一种方式。除了炸药，还有那遍地都是的乡村当代黄世仁。新华社的两位记者在下面采访时，一些乡村污吏不打自招地承认："我们是比黄世仁收租还要利害"。（包永辉等：《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契机－－石家庄市施行《村委会组织法》调查之一》，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编：《村民自治办法探索－－贯彻《村委会组织法》经验选编，第44－48页，1991年版。）

黄世仁何许人也？电影《白毛女》说这个人大年三十要收租，逼死了农民杨白劳，强奸了杨白劳独立女喜儿，把一个活生生的满头清丝的青春少女逼得躲在山洞、不见天日的一头白发的"老太太"，最后爱喜儿的大春带领共产党军队把黄世人抓起来枪毙了。凡是受过教育共产党阶级教育的人都知道，黄世仁意味罪恶滔天，十恶不赦。

如今的农村，这种黄世仁实在不少，更何况比黄世任还要黄世仁。在湖北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当代黄世仁余万新主任领导着一个13－20人组成的收租队－－"清收工作队"。清收队装备有三轮车、麻袋、绳子和铐子，动不动对农民搞"撮谷"（拿走稻谷）、牵猪、赶牛、抬走电视机、抓人等高压手段，使农民望而生畏，这班人到来时，农民会大喊"鬼子进村了，赶紧回家挖地洞"。冷岗村一组农民蔡守国就是被这个当代黄世仁"收租"队给逼得服毒自杀了。（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了望》，1996年3月8日1996年第12期。）

在湖北潜江市鱼洋镇，主管农业的镇委书记袁作振亲自带队，把三户欠款农民的房屋内墙拆掉，把农民家里煮饭的铁锅砸烂，然后警告村民说，谁要作欠款典型户和上访积极户，就要这样被整治。（王莹：《新兰村农民负担何时能减轻？》，《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2日4版。）有这些黄世仁在，农民有好日子过吗？90年代初期，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伍洁芳在她的报导中发现："农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饥饿的折磨或者居住在漆黑的陋室里，真正痛苦的折磨是骑着发亮摩托的征税队的到来。"（伍洁芳："'税'正在农民中播撒不满的种子"，《纽约时报》，1993年5月19日第1版）这种情形与杨白劳大年三十看到黄世仁来收租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农村怎么会黄世仁遍地呢？

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怎么会黄世仁遍地呢？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农民比原来富裕了，可以动邪念榨农民了。1978年，万里在安徽看到情形是，只有10％的农民能够维持温饱。而现在，全中国只有大约5000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客观地说，邓小平时代或者江泽民时代的农民比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富裕一些。想想看，如果现在的农民每天的货币收入象毛泽东时代一样只有7分钱，农村的贪官污吏是否会把眼睛盯着农民刚刚鼓起来的钱袋子呢？

河南扶沟县有个小陈庄村，这个村里面的村支书、村主任、会计等主要领导的特权之一是不用付电费。为什么？这些村"三大干"的电费都由农民为他们分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老规矩"。（刘建："电到村头五毛二农民用时一块三"《经济参考报》1998年8月21日）这是一个贪官污吏从农民身上从事微量榨取的例子。

在这些微量榨取农民的个案之后，更可怕的贪官污吏对农民穷凶极恶的榨取。湖北武汉后湖乡有个黑泥糊村，一年花掉农民血汗钱39．4万元，其中光用来招待往来单位钓鱼、进餐的费用就高达31．6万元。（董淑健等："黑泥糊村选举缘何起风波？"《了望》1997年4月2日第16期，第12－13页）

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区在清理农村财务时，从2000多个行政村挖出贪污挪用公款的干部1000余人，涉及金额32亿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镇许多农民反映，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他们年年向国家缴纳交售粮食，油料，但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都被村干部"三提五统"了。（林平："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共面前：农村出了一个权势阶层－－农村政治体制非改不可"《广角镜月刊》1999年1月号第23－25页）

"种田不如当囚徒"

中国农民也许不知道，如果说当今乡村污吏是只狼的话，赋役则猛于虎！这个赋役转化成当今最时髦的话就是"农民负担"问题。

1996年，新华社主办的时事周刊《了望》罕见大胆地发表了鄂东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四组农民、前劳改释放犯沈清海写给县长的一封信。来信抨击政府把农民看得比囚犯还不如－－"种田不如当囚徒"。这封信说："我今年不算家庭人口，（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三口人。一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除去上交能落多少？能否维持生活？能否稳定种田人的积极性？""赌（斗）胆地在县长目前说句直话，三亩地除去上交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厂（敞）开供应，不端（担）心什么。"（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了望》1996年3月18日第12期第16页）

记者调查后发现的情况比这位农民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1995年这个村下达公粮税费镇级五项统筹、村级提留、共同生产费以及各类有偿服务收费平均达179．73元，8月份后，该村又下达中学集资、村变压器修理、浠散公路集资、镇码头集资、抗旱费等，人平均加收106．82元，另外还加上劳务工费人均40元左右，该村人均负担是326．55元。（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

1997年5月，四川遂宁市发生了2164户农民一起起来控告县乡两级政府，引爆了全国最大的一起集团行政诉讼案。这个镇1996年农民全年收入只有1023元，其中生产性开支占去665元，上交款300元，最后只剩下58元。（农民全年日均开支只有1毛6）这58元要用来应付一个农民一年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还有意外而来的、县镇政府为了树立政绩列出"十大""八大"工程向农民强行收取的各种集资、入股、摊派资金（这也不是个小数目，记者注）。（沈颢等："为了吃饭的权利－－国内最大规模的行政诉讼案的调查"《南方周末》1998年2月20日）1978年，河南开封农民负担项目是五个，到1990年，农民负担项目飙升到了97个，四川界定乡农民，1985年负担项目为68种，1990年增加到107种。（江振昌："大陆农民负担与农民骚动关联性之研究"《中国大陆研究》第40卷第一期民国86年）

重负之下无数冤魂

"1995年12月4日清晨，随州市（湖北）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主任余万新带着由19人组成的清收兑现组来到冷岗村一组农民蔡守国家，要求他将欠交的1349．19元交清。前两天已在四处筹钱的蔡说：'我想借高利贷都借不到，能不能宽缓几天？'余万新等人不答应，硬要以蔡家的稻谷顶上交款。在蔡一家人的苦苦哀求下，余等人答应延缓到5日12时前将欠款交清。"

"之后，蔡到亲戚家四处借钱。5日下午，余万新一行又来到菜家，见蔡仍未借到钱，便从他家猪栏里将一头200多斤的大肥猪拉走。余万新临走时说：'如果不赶快将钱交清，就要把猪卖掉'。蔡及其妻子、母亲再次连夜分头借钱。到第二天好不容易借到470元。蔡夫妇又把家里的黄豆和少量香菇卖了，但也仅购凑足700元，蔡赶紧带着钱去找余万新，但仍未能把猪换回来。""7日大清早，村支书袁清华又来到蔡家。蔡吓得躲在房内不敢露面，袁对蔡妻徐桂菊说：'再不交钱就要卖猪了！'袁走后，借钱无门的蔡守国准备到万和镇去打短工，躲几天。但走出家门又折回屋里，对其妻说：我一个男人连你们都养不活，活着没意思。趁其妻去厨房的时候，蔡喝下农药甲胺磷，虽被送到卫生所，但终因抢救无效身亡。"

"据死者的亲属反映，在蔡被送往卫生所抢救的同时，蔡妻及其亲属找到余万新，要求借钱救人，余居然说：'帐都没交清，还想借钱？'随后赶紧溜走了。"

蔡妻说："那两天蔡六（蔡的小名）四处借钱，连饭都顾不上吃！"她说，前几年种香菇，她家每年收入二三千块钱。因盖了两间平房，欠了三千多元外债。加上因封山育林不能种菇，没有了收入。去年全家只收了58袋共4000斤湿谷，交了18袋定购粮，余下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在她家里，除了一台破旧的小黑白电视，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刘向东等："农民负担减下去了吗？"）

这个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农民死亡事件只是近10来年无数个因为农民负担问题被逼死的农民中的一个。1999年6月13日，甘肃省庆阳地区宁县良平乡副乡长刘军虎带领乡村干部共8人，到尚洼村第三村组农民雷进元家收取去年拖欠的"三提五统"款和地膜款，其中含不合理部份共计250．31元。雷进元以其地界纠纷尚未得到村上处理和没钱为由，拒绝缴款。催收干部即将雷家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