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是鏡子，只知照看別人從不照看自己，推卸責任，可恥啊！
還有人說，文革不會重演。真的嗎？當年發動文革浩劫的共產黨，這個統治中國的流氓黨還在統治的位置上，它的流氓性質並沒有隨着文革的結束而改變，它依舊控制中國的政權、政府、軍隊、經濟、文化宣傳教育，它依舊是獨裁者，依舊控制着所有的媒體，廣播電視報紙雜誌，依舊在不停地、變着花樣給鐵蹄下的人民洗腦，洗腦；不同的是變得比以前更善於僞裝，更加僞善：它給中國的地面豎起了高樓大廈高速公路掛上了霓虹燈，讓百姓擁有彩電冰箱，讓中國也有了同性戀、妓女、毒品、艾滋病……它讓這些東西來說明，共產黨開明了，人民開放了。可是它真的開放開明了嗎？可曾讓人民有說話的自由？信仰的自由？生活的自由？
而人民呢？「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並沒有改變，黨就是民族，黨就是國家，黨就是母親……這些中共五十多年來灌輸中國人民的觀念依舊在人們的腦子裏存在。人民並沒有因爲文革的結束變得更加珍惜護衛發揚心底僅存的那點善念，沒有因此變得更加學會用理性的分析身邊發生的一切事情。相反，人們變得更加重視自己，維護自己，更加膽小怕事，更加麻木。換句話說，人們經過文革後，變得更加自私，更沒有理性。難怪有人說，一想到自己和十幾億隨時可能發病的瘋子和可憐的膽小鬼生活在一起我的汗毛就會立起來。
便衣手上的匕首壓在法輪功學員的脖子上，圍觀的人羣麻木冷漠，甚至偷笑！
文革的病根，沒有根除。
兩年多來，事實表明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就是第二場文革！江羅採取的手段比之文革兇殘。這場對「真善忍」的迫害，難道不是對人性的最徹底的摧毀嗎？中共的這場邪惡的鎮壓欲在徹底摧毀我們的民族，摧毀我們心底僅存地那一點點善念。！
當迫害就發生在我們的身邊時，有多少人吸取文革的教訓，站出來制止血腥呢？——讀《老舍之死訪談實錄》有感
留在太平湖的記憶與思索
——老舍之死訪談實錄 傅光明
今年是我國現代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的百年誕辰。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話題至今沒有結束。因爲這已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整體悲劇命運的縮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從1993年下半年起，斷斷續續地採訪了許多作家、學者、1996年8月23日「紅色風暴」中北京文聯批鬥老舍的現場見證人及老舍的家人，以從中獲取值得思考的資料，結集爲《老舍之死採訪實錄》，並將由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現先節錄一部分發表，以饗讀者，並以此紀念老舍先生。
老舍夫人：天真的孩子哪裏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問我：「今天是紅衛兵學生們『幫助』我們文聯搞鬥批改，你看我參加不參加?」我說：「沒有通知你就不參加。」「『文化大革命』是觸及每個人靈魂的一場大革命，我怎麼能不參加呢?」我無言以對。於是他就去了，誰知一到那裏，「造反派」和「紅衛兵」們不由分說，一邊扭過老舍雙臂讓他做「噴氣式」「請罪」，一邊對他拳腳相加。老舍分辨說：「我不是反革命，我寫的作品都是歌頌新社會和中國共產黨的。」造反派們馬上譏笑地反問他：「你歌頌共產黨爲什麼共產黨不要你入黨呀?」
提起入黨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蘭芳、程硯秋等藝術家們相繼入黨，老舍也寫了入黨申請報告。報告最後送到周總理手裏，周總理親自來到我們家裏，對老舍說：「老舍先生，你的入黨要求我們知道了，我想就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們對我們新中國實行孤立、禁運、封鎖的情況下，我們認爲你暫時還是留在黨外好，因爲有些事，讓我們自己說，或者讓我們的黨員同志說，都不太方便，而讓你一個有聲望的黨外人士說，作用就大多了，對黨的貢獻反而會更大，你看呢?」周總理說話從不強加於人，不發號施令，老舍對周總理的話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總理，就說：「謝謝總理的關心，我聽黨的，聽總理的。」所以，當週總理聽說老舍出事後，當着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的面，跺着腳說：「把老舍先生弄到這步田地，叫我怎麼向國際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開肉綻之後，已經站不起來，有人怕當場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個派出所。幾個紅衛兵聽說他是「反革命」，馬上又進屋你踢一腳，他踹幾下。
我知道消息已經是晚上了，忙奔到那個小派出所，在門口等了許久，才讓我進旁邊的小屋。一進門就見到老舍滿臉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緊緊閉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輕輕扶坐起來。這時，他兩手才緊緊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沒有鬆開。我倆誰也沒有說一句話，當時，找不到車輛，我也背不動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輛平板人力三輪車，我求人家：「請您行個好吧，我們有一位年歲大的老頭受了傷，請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說心動了，送我倆回了家。
回家後，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發愣。我用棉花輕輕幫他擦去臉上、身上的血，幫他換上衣裳，讓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過了一個難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沒有吃東西，我知道他的脾氣倔，就對他說：「今天我倆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爲什麼不出去呢?我們真是反革命、特務?不敢見羣衆了?」在我行將離家時，他又一次兩手緊緊抓住我的手，凝視我好久。我預感到可能要發生什麼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靈、叫地不應的日子裏，又有啥辦法呢?
聽說我離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詩詞》就出去了。走到院裏，他見4歲的小孫女在那裏玩，還把小孫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說：「跟爺爺說再見。」天真的孩子哪裏知道這是和爺爺的永別?還真地說了「爺爺再見」並向她爺爺搖了搖手。
老舍出門後，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鐵停車場)邊，坐在那裏讀起了《毛主席詩詞》。整整讀了一天，天黑以後，他頭朝下、腳朝上投進了那一汪平靜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時,小孫女只告訴我「爺爺出去了」。到晚上他還沒有回來,我慌了，到處找，結果都沒有他的影兒。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訴我,太平湖有一個老頭兒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車，找到湖邊，見到他已被人撈上來，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藍褲子，腳上的黑色幹層底鞋子，白色的襪子等都乾乾淨淨。可見那是他把頭埋進水中之後，自己用雙手硬性扒住湖崖石頭淹死的，那本他帶出去的《毛主席詩詞》還漂在水裏沒有沉下去。
我見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麼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說：「給他的單位打個電話，怎麼說也得把屍體儘快處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單位，給北京市文聯掛了電話。他們在電話裏回告我先等着，馬上有車來。我一直等到天黑，才來了一輛卡車。他們抬上老舍遺體，我也爬上車，守在他身邊。車開到八寶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訴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後就不保留骨灰了。當時遺體還沒有火化，他們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車上投去最後的一瞥，從八寶山拖着沉重的腳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東城我家裏時已是清晨5點多釧了。這時我家裏屋外到處貼滿了大字報，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裏，心裏想着：「我還活不活呢?」這時使我想不到的是，「進駐」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學生卻悄悄安慰我說：「你去做點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樣，以後有許多事就沒人說得清了。」在那個歲月裏，這兩句平平常常的話卻給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氣。學生們還告訴我：「你的電話也不要拆，如果有別的造反派再來你家，你就拔這個電話號碼，我們馬上就來。」他們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小紙條。當時我真有點不敢相信，後來才知道是周總理說服了一批學生來保護我。
舒乙：我當時主要是特別可憐父親
我走到父親屍體旁一看，他仰面躺在雜草叢生、中間踏出來的一條小路上。他的頭朝西，制服凌亂，但也許是經8月驕陽曬了一天，已幹了。父親穿着布鞋，還比較乾淨。看得出來，公安部門、法警、派出所來驗過。父親的臉是虛腫的，臉上、頸上、胸上都有很多傷痕，整個看來絕對是遍體鱗傷。有一個席子蓋着他，估計是白天有人好意給他蓋上的。
這時夕陽還在，我就退出來，朝西坐在前湖最靠近後湖的椅子上看着他。我只覺得，現在回憶起來眼前是一片黃，也許是夕陽的黃，也許是席子的黃。我坐在那兒等母親。此時思緒非常複雜，想了很多事情。我當時主要是特別可憐父親，他這麼一個人，最後的下場竟是這樣，實在讓人無法接受。我覺得他非常非常可憐。我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悲傷。這時候，天好像變了。我來時還有很大的太陽，突然天陰了，下起了濛濛小雨。我很害怕，席子也擋不住，父親要淋雨了，我盼望着母親早點來。但是一直沒有消息。我感覺臉上有很多水，不知是雨水還是淚水。我很感謝這雨水，因爲它可掩蓋我的淚水，可以陪着我一塊兒落淚。大概到了九十點鐘，街上快沒車了，母親還未到。我恐慌了，我怕她找不到我。我站起來去迎她。這時母親實際上已經來了，她找不到我，因爲天太黑了，一個路燈也沒有。她在湖邊叫着我的名字，她這種急切的聲音被看湖的人聽見了。看湖的人告訴她在這個地方。母親是坐着火葬場的車來的，這樣就把父親運到火葬場了。收屍的時候沒有交證明，火葬場說第二天還要把證明拿來，所以我第二天一清早又到火葬場，給他們證明。是兩個姑娘接待我的，這時屍體已經處理完，他們說不能保留骨灰。
後來搞的骨灰安放儀式，實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