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关心共产党，是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捏在它手里。千家万户对共产党的要求，其实根本不是请求共产党「领导好」老百姓的事，而是请求共产党「别再领导」老百姓的事。共产党能把自己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领导好，老百姓就谢天谢地了。
国际社会之所以关心十六大，是希望得到一个可以预测、可以打交道的成员，希望十六大后的中国不再是变幻莫测的未知数。
十六大不是替十三亿中国老百姓开的，它甚至不是替六千万共产党员开的，它是替中共领导人开的。中共领导人需要通过十六大，拿中国的最高权力进行再分配，再确认，重新排定梁山泊好汉们的座次。
党国最高领导的名单包括：党的军委主席一名，党的总书记一名，政治局常委若干名。以上职位，按照中共党章，除军委主席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决定」外，其它都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十六届中央由十六大选举，十六大代表则由省市党代会选为十举。这一系列选举，分别发生在十六大的前、中、后，可以统称六大选举。
中国选举有名目道具而无实质
本来，选举是文明的产物，比私相授受好，比父子世袭好，比买官卖官好，比宫廷政变好。好在甚么地方？好在有民主。但中国的选举和全世界的选举不同。它有选举的各种名目和道具，唯独没有选择，不受民意影响，没有民主本质。
中国允许由选民决定候选人的选举，严格限制在非政权性质的「村民委员会」一级。这是样品，专供国际友人观赏，目的是在一党专制的国家机器上涂抹一层「民主」的油彩。可是这层油彩跟党和国家的选举毫不相干。因为按照中国宪法，基层政权是乡和镇。村，只是乡镇政府管辖下的居民点，「村民委员会」不具有政权性质。所以这些油彩或者药膏，不论真假好坏，其实没有抹在国家机器的脚上，至多只涂在它的靴子外面。
党和政府的各级选举，从乡党政到中央党政，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候选人名单必须经上级领导或最高领导审查批准。甚么地方出现了未经领导批准的候选人，甚么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就有权宣布他们为「野心家」、「破坏选举」、「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从而命令公安机关「依法治国」，把他们抓起来，拘留，劳改，或者判刑。这种出在候选人和当选人身上的悲剧，从农村到城市，从边镇到首都，所在皆有，屡见不鲜。
第二，候选人的数量也必须由领导决定。中国没有竞选，只有「等额选举」和「差额选举」两种。从七个常委候选人中「选举」七个常委，叫「等额选举」；从一百零十名中央委员候选人中选一百名中央委员，落选和当选的比例为十比一百，叫「差额为百分之十的差额选举」。这不是做戏，是中国最庄严最神圣的政治。五十年来，凡是「民选」的大官，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个个都是这样「选举」出来的。等额选举有极其明显的优越性：保险。唯一的缺点是面目可憎，卖相不好。倘若这也可以称为「选举」，拜占庭帝国的全体君臣还有哪一位不能通过「民选」产生？ 文化大革命破产后，在内外上下同声谴责下，在「主要」阵地继续坚持等额选举的同时，一度开放了「次要」阵地，实行差额选举。十三大代表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就是经由差额选举产生的，这是中共夺取政权以来破天荒的创举。小试锋芒，把邓力群「差」了下去，使邓小平为之吃惊，陈云为之恼怒。
差额选举毕竟不是民主竞选，候选人个个都是领导钟意的人，你只能在领导业已审定的笼子里得到一点小小的选择余地。不过，有选择总比没有选择好，至少可以教训教训最不得人心的候选人。十三大是一九八七年的事，当时已把差额选举引入中央委员会，如果此后十五年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么，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把差额选举逐步引入政治局和常委会不是不可能的，总书记实行竞选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惜，一九八九年以后，民主被镇压，选举全面倒退。
真选举取决于民意，因此，选举必须大张旗鼓，候选人必须家喻户晓，选举结果必须在民心向背的风浪中见分晓。这是全世界选举的共性。中国的选举具有假选举的鲜明特色，它是虚应故事，因此事事内定于黑箱，不得泄露天机。这次十六大选举将如何进行，当然也是党国绝密，老百姓不得而知。好在基本事实是无法隐瞒的：十六大选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中共全党必将全力以赴加强领导。好在基本规律也是无法隐瞒的：领导和民主是跷跷板，领导抓得越多，留给老百姓的民主越少。因此足以断言：十六大选举中的民主含量，肯定不会高于中国目前一般的乡人大和县人大。
从这种非民意导向的「种子」中，能得到民意导向的果实吗？
以上讲的是选举的程序。这和当选者的品质是两码事。我并不怀疑，在当选的十六大代表和十六届中委中间，一定不乏忧国忧民、有胆有识的才俊和栋梁。这也是可知的。
大会小开变成数十个茶话会
中国一切名为「权力机关」的大会，从党代表大会到人民代表大会，都从一呼百应的群众大会和军令如山的干部大会脱胎演变而来，具有「一切服从党领导」和「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基因。 这种「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了象征代表的广泛性，规模动不动一千人、两千人，非常适合充当沉默的多数，更加适合齐声共呼万岁万万岁，反正谁也说不清楚民主的程序怎样才能在这密密麻麻的人群中运作。积半个多世纪之实践，中共的开会专家找到了一种化整为零、「大会小开」的方法：把一个人山人海的「最高权力机关」，分割和改造成为权力不清不楚的几十个茶话会。
小会不同于大会。它们的区别，不在规模，而在性质。一大到六大只有十几个或几十个代表，但它们是大会，它们是铁打的，按照党章，它们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最高」，当然比总书记高，比常委高，比政治局高，比中央委员会高，谁见了它，都必须低下头来，接受它的质询和审判。至于小会（全称应为「中共第ｘ次代表大会ｘｘ省代表团」），全党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种小会的性质和职权，小会的规模即使大到几百人，也是豆腐做的，只能代表一省一市，而任何省市，都是局部，都必须以服从为天职，服从抽象的整体，服从本来已经卸任的「上届中央」。
「大会小开」有一种特殊的保险作用：一旦发现麻烦，立即把风波分散到一个一个茶杯里去化解，「各个击破」，从而确保一头一尾两次大会在一潭死水中胜利运作。大会可能有变幻不测的政海风云，小会无疑是得心应手的沙盘作业。在这种大会和小会里，领导好当，背熟台词就行。代表也好当，洗耳恭听就行。
权力机关应该有活的内容，有提案，有辩论，通过表决，形成决议。中国的权力机关拥有一切死的东西，唯独缺少活的内容。代表们在「茶话会」上的发言，大会不知道，不辩论，无法形成提案，最后由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酌情处理」了事。明明是百依百顺的誓师会，偏偏叫它「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国的一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国各种大会的老一套。大会的运作取决于这些老一套的细节，这些细节和这种运作是重复了千万次的经典，都是可操作的，可控制的。十六大能跳出这种专门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会议八股吗？民主能够救中国，也能够救共产党。在十六大准备阶段，如果有温馨的和风吹拂，也许预示大会真的将焕然一新，成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起点。可惜，直到现在，一切宣传机器日日夜夜告诫全党全民的，是确保十六大「万无一失」。「万无一失」是绝对权力的语言，意味着「最高权力机关」必须百依百顺地服从领导的指挥棒，不可使领导担惊受怕。
因此现在就可以断言：同中国一切「代表大会」都被开成「代表小会」一样，「十六大」也必将开成「十六小」。十六大的「大会」，只存在于开幕式和闭幕式之中，除此之外，「十六大」无影无踪，代表们能参加的都是「十六小」，各进各的小厅，各谈各的随感，众口一词惊叹成绩如何辉煌形势如何大好，同声赞美领导的指示如何正确如何精辟，谦虚地交流在虔诚的学习中各自的领会如何深刻，慷慨地汇报散会后将如何贯彻落实。至于中共和中国面临的严酷现实，令人发指的社会不公，触目惊心的腐败黑暗，层出不穷的官场丑闻，在如此运作的「十六大」或者「十六小」的会议上提得出来吗？能追究责任吗？会形成任何有价值的决议案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假如有人告诉你，如此这般运作的十六大能够给此党此国开辟民主的道路——你相信不相信？
十六大不会使中国成为真正共和国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要紧的问题上来：十六大能让老百姓掌握自己的命运吗？十六大后的中国会成为可以预测的共和国吗？
中国身患民主缺乏症，最需要民主。「共产党领导一切」是十三亿老百姓普遍痛苦的制度性根源，也是党内腐败和黑暗的制度性根源。这个一党专制的恶制度不革掉，中国好不了，共产党也好不了。一党专制原本是国民党特色，共产党当年不但用口用笔，而且用刀用枪，声讨国民党一党专制。但共产党的领袖在夺到政权之后，以暴易暴，变本加厉。前有毛泽东，后有邓小平，不以专制为耻，害得共和国没有共和制度，公民没有公民权利。倒是蒋经国暮年，从善如流，在台湾毅然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我多么希望十六大也能争口气！不过中共领导的所作所为早已自行宣布：时至二十一世纪，它对专制仍无痛改前非之意，却有爱不忍释之心。
立地成佛是做得到的，中共领导不需要做甚么，只需要不做甚么——放下一党专制的屠刀就可以了。蒋经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做到了，「与时俱进」的三个代表至今做不到。
十六大不会放弃一党专制，这是肯定的，可知的。既然如此，十六大还能解决甚么大问题！在坚持一党专制的总前提下，能让国家得到民主，公民得到人权吗？能解除对舆论的管制吗？能建立权力的制衡吗？在「与时俱进」的各种东西之中，中国的贫富悬殊进得最猛，进得最快，一眨眼就已雄踞世界之最。这种贫富悬殊，和劳动、知识、信誉的竞争无关，它是独占资源和机会的结果，是特权造的孽，是腐败的产物。十六大不可能开放党禁、报禁、言禁，不可能激活政治改革，不可能放弃绝对权力，不可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这都是可知的。我们不知道这个绝对权力甚么时候喜，甚么时候怒，甚么时候又会弄出甚么事情来使世界目瞪口呆，但是，它确确实实具有喜怒无常的本性，这仍然是可知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老百姓关心的大问题，十六大统统解决不了。中国的民主和中国人的自由，不应该寄希望于中共十六大。我和中共有很深的渊源。中共好，争气，我高兴。中共病了，我愿意替它开方子，希望它不讳疾忌医，希望它好起来。中共不自爱，我替它痛心。中共专制腐败，我愤怒。我很不愿意出现这种局面，但我不敢自欺，不敢用「十六大将开创新时代」之类的假话来骗人。我看到，旧时代已经窒息，正在咽气。我知道中国人会有新时代，但中国人的新时代只能来自十六大以后中国人民摆脱一党专制的努力，绝不可能来自这个坚持一党专制的十六大。
十六大将如何加载史册？可知吗？事物的历史意义本来应该交付后人去说。但十六大的份量，现在就掂量得出来。有消息说，十六大会期之所以被推迟，并不是准备工作不得力，而是因为领导人要出国，十六大必须给他「让路」。原来如此。如果「让路」属实，那么，十六大的份量也就可想而知：在领导心目中，十六大早已不是最重要，而是次要，至少比出国低了一等。
十六大之后的某些可知和不可知
对待专制和民主，十六大和老百姓各有各的态度。十六大以后中国的发展，避不开「专制还是民主」这个最尖锐的主题。
民主在中国，曾经只是先知先觉者的憧憬和良心。现在不同了。专制主义是民主制度最殷勤的播种机。当一党专制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用无微不至的触角，侵入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时候，民主就在普通老百姓面前具备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形态。甚么是民主？对于在专制欺压下失去饭碗、失去机会、失去信息、失去声音、失去公正、失去安全的人，民主就是这些已经失去和正在失去的一切，就是生命和生活。民主同每天吃的饭、穿的衣、呼吸的空气一样，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必需品，有了民主才能做人，没有民主只能听候宰割，做牛做马做奴隶。在一党专制下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辛辣的，痛苦的。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可以被改掉，除非十三亿人一起欢唱「跪下！甘愿做奴隶的人们」，否则，民主的火种就不可能在中国被扑灭。这是可知的。
当强者拿出专制的刀宰割弱者的时候，民主就是弱者自卫的盾。民主是弱者和强者抗争的结果，是弱势群体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保证；同时，也是强者之间的正常秩序，是强者内部各种力量制衡的结果。离了专制就活不下去的强者，只是强者中最腐败、最虚弱、最无能的那部分，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指望。有生命力的强者，有自信心的强者，正直而理智的强者，是民主制度天然同情者、同盟者和拥护者。
在十六大以后的日子里，明年，后年，十六大新班子内部会发生甚么变化？在中国社会各种能量和变量的相互作用面前他们会采取甚么态度？作出甚么反应？这是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各种能量之中，领导班子并不是最坚韧最耐久的能量；但是在各种变量之中，它常常是带关键性的变量。我不会算命，我只知道人是会变的，特别在深刻的危机和重大的震荡之中，大多数人会变，永远不变的人很少。新班子也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的，大概不会例外，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变化。
新班子的政绩和作为，那是十六大结束以后的事情，需拭目以待，不必言之过早。我认为，不管谁留谁下谁上，都用不着欢呼，也用不着叹气。人事变迁，早已被领导安排定当。老百姓现在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是：睁大眼睛看。孔夫子的学生曾参说过，「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翻译成白话，就是「大家看着他，大家指着他，严格监督他」的意思。面对各种重大问题，我们老百姓必须明确表达我们自己的意志。强劲持久的民意压力是推动政治家进步的力量。有出息的政治家不应害怕民意。民意是他们必须认真体察、认真学习的主旋律。政治家的不朽，只存在于人心之中。这些，我想，也是可知的。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