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

我这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是很看不起我的父亲的。父亲的一辈子，永远是那样苦着，即使是笑容也是苦的。父亲永远是在为别人活着，忙忙碌碌，兢兢业业。穷了一辈子，即使是当了“法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每花一分钱，还是那样小心翼翼，犹犹豫豫，一付小气样子。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没有痛痛快快地说过，笑过，哭过。让接连不断的斗争斗得吃不消了，他只会深夜往黄浦江边走，还得累我母亲时时看着他，跟着他。

那时候我年轻，年少气盛，到黑龙江去插队都不跟家里打个招呼，自己迁了户口。常有长辈劝我“悠”着点，让我十分地不耐烦。我认定了，新的一代有新的活法，最可怕的就是象老一代那样，活得实在是窝窝囊囊。我自信自己比父亲强。时代总是在前进，一代总比一代强。人老了就要看清这个大势。那时候我想，等我老了，我就不要象他们那样去教训下一代。

现在我老了，我记住这一条。我决不轻易去否定新一代的新东西，即使我绝对接受不了的东西，我也不过就是不要靠得太近。我想我这样是对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年轻人对老一代也有同样的问题，而当我意识到，父亲一代有太多的值得我年轻时候尊重、学习和继承的东西的时候，我已经老了，来不及了！我能做到尊重下一代，却来不及重新尊重老一代了。

出国前一天，我去二哥家看久病的父亲。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骄傲的。一辈子第一次看到父亲欣慰而留恋的笑容。他要留我吃饭，颠颠地亲自到弄堂口打来半斤黄酒，温热了，看着我喝下去。一辈子，就这一次，父亲笑着，看得出想说些温情的话，可是不善言辞的父亲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

出国后，父亲病重。从母亲和兄长们的电话里，我才更多地知道父亲的往事。父亲是穷苦的，没读过书，但是父亲这一代，有他们为人处事的准则。勤劳节俭，忠孝节义。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为新四军和太湖游击队送过药，多次面对日本宪兵的搜查。母亲说，父亲其实啥也不懂的，别人托他送，他就送了，只知道中国人怎么可以不帮中国人呢？土改的时候，父亲连夜赶回家乡，为的是从枪下救出一个“渔霸”，因为这个开一渔行的小店主，当年很照顾在镇上卖豆腐的九岁的父亲。母亲说，父亲记这个恩，记了一辈子。

94年，父亲去世，我却流落他乡，来不及回去奔丧。那天，我在仓库扛完大包，工友们都走了，我坐下来想我的父亲。一位犹太朋友，闻讯特地来了。我们两个大男人，就坐在货包上，抹着眼泪回忆各自的父亲。这位朋友在越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而和父亲发生强烈冲突。他的父亲是儿时逃避欧洲的反犹而来到美国的。对于他们家庭来说，美国是避难之所，是救命之地。他的父亲是一个二战英雄。现在，他父亲早就过世，他也老了，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歉意。

我想，我的父亲其实也是一个英雄，他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帮了多少人的忙啊。要是我能够重新年轻，我会知道感激父亲，懂得尊重父亲，学会父亲的处世哲理，而不会对父亲窝窝囊囊的一生如此不屑。可是，来不及了。

二、一本书

插队的那些年，我家如风雨中的落叶，飘得不知去向。父亲天天监督劳动，贫病劳累。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分布在从黑龙江、四川、云南、贵州、江西、到家乡江苏的七个地方。那是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眼前看不见一点点亮光的年代。

最可怕的是，我意识到，这辈子可能再也不能上学，我们的教育要荒废掉了。为此，就在黑龙江的农舍里，我们这些知青，拣起了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教科书，开始自学。

自学需要书。那个年代，书是最宝贵的了。要弄到一本好书，真难哪！

上海福州路上，有一家外文旧书店。那个时候新书店里都是马和毛，外文旧书店里却偶然会有好的数理化，而且非常便宜。我在回沪探亲的时候，曾经在这个旧书店里买到过成套非常好的苏联出的高等数学教程，也买到过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契可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

一日，离沪回黑龙江前，在走投无路的感觉下，我又去这个书店。为省车钱，下雨天走着去，借屋檐躲着雨水。书店里暗黝黝的，只感觉自己头发在滴水，寒气逼人。除了我，没有一个顾客。只听到暗处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上海话平静得几乎没有什么声调起伏：

“我帮侬留了一本书，侬阿想看看？”

这位瘦瘦的中年营业员，从柜台下面小心地拿出书来。这是一本苏联人出的《数学手册》，足有两寸厚，布面精装，窄长的开本，方便翻查。这是一本非常好，非常难得弄到的书。封底的价格章，6角钱。我开始从裤兜里掏钱，总共掏出了5角5分。我说，我先付这些，给我留着书，我这就回家拿钱去。

中年男子说，不要跑一趟了，5分钱我帮侬付了。

我还记得那天我把书揣在衣服里冒雨抱回家的心情，那是一种隧道里突然看到一点似有似无的亮光的感觉。至今，我不知道这位中年营业员是怎么记住我，为我留着这本书的。

二十年后，当我要来美国的时候，收拾行李，只能带不多几本书。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把这本书带上了，虽然我知道，我这辈子大概不会用这本书的了。但是，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个提醒。当我无意中也和一些人一样，轻率地抱怨别人，抱怨社会，轻率地说出“中国人搞不好了”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姓丁的，你算老几？你做了些什么了，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表示对人性的失望？

三、良心

如今网上，很有些人对民运表示不屑，还讲得出很多“道理”，说得出种种“事实”。

我有幸认识一位朋友，一个弱小的小女子。当年人们上街而欲下不能的时候，她是一个普通的教师。3号的晚上，她却到了广场上，“因为那儿有我的学生”，她说。她是在士兵的枪口下和她的学生一起离开广场的。我得承认，我不会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对什么民主或法治的认识比她高，而是因为我是害怕的。

后来，当恐怖笼罩世界，人人按惯例表态过关的时候，她却不肯表那个态。其实，只要说一句，只要写几个字，只要签个名，一切就都过去了。没有人会说你不好，没有人会觉得你不该这样，几乎所有的师友都做了，你就是随大流，把它当滑稽戏，就算是混过去，举手之劳，万事大吉。你就可以和所有的师友一样，继续做学问，当教师，升职称，分房子，出国考察，开学术会议。可是，她不肯。她宣布退党，党抢先一步开除了她，还开除了她的公职。看你怎么吃饭，还敢厉害么？

一进一出，这个代价太大了。我承认，要是我，我会犹豫的。可是她说，她从不后悔。

因为良心。

这十几年来，她在“体制外”谋生，孓然一身，两袖清风。同班的同学大多是教授，高级职称了，硕导博导，几乎都是，她却还是“无业人员”；别人不仅分了好房，还买了豪宅，个个都在花几万几万地装修，她却还是租着老百姓的房间，有时候还得求朋友，在朋友家紧急对付几天，因为房主把房子收回去了，她得另找。别人都八面玲珑活得越来越滋润的时候，她还是那样，结结巴巴地生活着。

因为良心。

她可以投降的。“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只要她投降，她可以回到师友们中间去，重归体制。那些人在等着这个小女子投降。她却在固执地做她可以做的事情。我得说，在对民主、法治等问题的思考上，她一直是我的老师。1996年她发起对文革的纪念和研究，强权就封了她工作的杂志，再一次砸了她的饭碗。1999年当几百万上千万民间信仰者一夜之间遭到镇压的时候，这个弱女子，敢作出她的表态。她说，她知道自己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她的表态。她说，她的表态仅仅是表示一个姿态。可是这个姿态是她必须做的，她必须对自己诚实，她必须为历史留下这个姿态。

因为良心。

她可以在美国生活，可是她访问期结束以后，回国去了，回去做她体制外的无业人员去。她打算回去做什么呢？她回去继续做她几年来在国内一直做着的事情。她搞民间的环境保护组织，发动环境保护的教育和宣传。她搞民间的资助教育活动，一个一个地帮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孩子，特别是失学的女孩子。他们这些人，当知道第二天公安局要找上门来的时候，“进去”以前想的是把自己负责的失学少年下一年的学费落实好。她还要搞一个为贫困地区小学建小小图书馆的项目，寻找资助以后，联系出版社，把出版社里滞销的好书廉价买来，送给那些山沟里的孩子们。为此，她不仅要奔忙寻找各种资源渠道，她还得向那些人表示屈服，求官方机构给他们的民间组织“挂靠”，以争取生存的空间。

她是我所认识的“民运”分子。我得承认，她是我心目中的榜样。当我在求田问舍丰衣足食之际，自以为自己也做了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就想起风尘仆仆地奔走求告而一无所有的她。一个女人尚且能如此，我这个大男人，有什么脸面自以为是？

她说过，最难的是，她这样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命中注定是孤独的。没有人愿意象她那样“傻”，甚至很少有人理解她。我们中国人不再理解“崇高”了，我们说我们过去受了“崇高”的欺瞒，现在不崇高是学聪明了。我们中国人甚至不再理解平淡的“良心”。我们习惯用阴暗的怀疑和刻毒的嘲笑来对待别人的良知和坚守。

她说过，她也有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每年那个3号的晚上，她要到广场上找个地方，坐两个钟头。她在呼唤，呼唤那些灵魂对她的支持。在美国访问的时候，面对豪宅美车同胞们不解的目光，面对高明的成功知识同胞对落伍信念的嘲讽，她感觉精神上的疲累。她两次孤身一人到阿拉斯加去，走到有人类居住的最北端，对着空无一人的北极，发出她的询问。

她这样的坚守，值不值？

网上的朋友，你可以回答不值，但是，请不要嘲笑了！

因为良心。

四、自由

在网上，老丁是一个寂寞的人。我用屏幕上出现的汉字，来安慰自己。可是我在网上也认识了一个朋友。网上写字，总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这位读者注意我写的东西，熟悉我所有的长短文字，甚至比我还收集得齐。我们后来通过几次电子邮件。

他是一个热心的网友。有时候我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