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上午11点10分左右，我刚把《“敏感人物”吕加平遣邵监控记》一文写好（见附件一），正准备随朋友去吃饭，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两位警官来到我家，说是他们的领导请我去，要同我好好聊聊，然后就乘警车将我带到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队部。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队长，他坐定后对我说，他们奉北京上级指示，要和我谈谈，了解了解情况。这时，其中的一位警官即在桌上摊开纸笔记录起来，原来这是以了解情况聊聊为名对我的一次正式传讯。去年他们也是以了解情况聊聊为名把我的儿子带到国保支队这同一间室内审讯后拘留的。由于我早已有备，所以从容以待，坦然应答，准备做其阶下囚，关到曾关我儿子的拘留所去。

讯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问的事情和问题很多很广，除了特别关注我的文章是谁给上的网以外（这是他们可以抓人的主要理由之一，去年我儿子就是以此理由被抓拘留的），其中有三个问题非常注目。第一个是：著名作家魏巍说，在中国大陆敢于写文章公开点名批评江泽民的，只有吕加平一人。你对江泽民有什么意见？为什么要反对他？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要支持胡锦涛？你和他有什么关系?第三个是，你对三个代表有什么看法?

对于这三个问题我的简单回答是：第一个问题：我对江泽民有三点意见：第一，他已经年老超届，应该退位，把班交给年轻的一代；第二，他对在他当权13年间中国的全面腐败和一系列社会问题要负主要责任，不能只讲好的；第三，在对外上太软，有损国格国尊和国家利益。另外就是他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

第二个问题：因为胡锦涛比江泽民年轻，应该接老一代的班，年轻人取代老年人，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我和胡锦涛不认识，也没有任何关系。这几个月他的秘书曾四、五次到我父亲家里，只是请我父亲看病（我父吕柄奎，抗日前是上海嘉定名中医，新四军38年老战士，东海舰队前身的创建人，解放后是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1955年由江苏省卫生厅厅长调到北京中央卫生部当中医司司长，直到离休。他今年89岁，行医近七十年，离休后仍在家免费给人治病）。

第三个问题：三个代表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世界上包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内的任何政党，甚至包括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内的任何宗教，都可以宣布自己是三个代表，甚至五个代表，八个代表。因为它取消了阶级性、专政性和党性，所以这是一个多党制的理论。中国以后可以以三个代表为理论实行多党民主竞选制，因此我赞同三个代表。

在讯问结束后，他们要我在记录上签字按手印，说这是履行一下手续。就这样，一次表面客气的对我传讯即告完成。接着，那位负责讯问的队长收起记录，以非常正经严肃的态度对我传达说：“我们接到北京方面上级的委托，要我们向你传达北京方面对你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写个保证书，保证你以后所写文章有利于国家利益，符合和遵守国家法律，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你最好明天就写好交来。”另一位警官又对我说：“我们是在执行北京上级的指示，你当过兵，应该知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没有办法，你不要对我们下面单位执行者有意见。”我问：“如果我不写保证书，北京方面就不让我回京了?”他回答说：“当然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不写，或者写得不符合北京方面的要求，北京方面是不会让你回去的。上面要求凡是你的文章一定要经北京方面指定的部门审查，才能决定是不是可以公开发表。如果你的文章不经审查在网上公开发表，或者向别人发电子邮件，或者寄文字信件，因为你的文章有违法内容，所以这种传播都属违法。”

喔，原来如此，我一切都明白了。我被当作“政治敏感人物”在十六大期间被强送邵阳受监控，都是我的文章给惹的祸。十六大结束后一个星期，公安部通过邵市公安国保通知我已解除监控可以回京，并解决路费，这表明公安部和上面已不认为我在十六大前所写的文章有什么问题，可以放行成为正常公民了。但是当我在他们作此宣布后的第二天，即11月23日，又在网上公开发表我在十六大结束后写的文章《吕加平解读中共十六大权力结构》，他们很快一反刚刚表示善意友好的态度而突然变脸反口，不仅命令邵市公安国保对我传讯，还要我写保证书，甚至以如果不写或写得不符合北京方面的要求就不许再回北京相威胁。之所以会发生如此的突变，很显然是因为我在十六大后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支持胡锦涛的倾向，而这又肯定得罪了北京公安部们某些大领导和上面什么大人物了。此时，尽管胡锦涛当选　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和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已经有19天了，可是中国的公安系统却并不允许有人公开支持他，为他说话。偏偏我这个愚钝老朽不明白这个道理，不识这个时务，所以他们会命令其下属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支持胡锦涛？！”

原来我支持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就是违法，拥护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是犯罪。由此看来，北京方面的公安政法系统中的某些领导和上面某些大人物，表面上拥护得到全党和江主席支持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实际上却是存有反意，并还利用手中之权命令下级服从他们的贬胡反胡命令，而他们要这样对待我，实际上也是在“杀鸡”给“猴子”看。

于是我回家后给邵市公安国保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对北京方面要我写保证书之事提出了十点疑问和意见，托他们将此信转交给北京公安方面领导,。请予明示与答复(见附件2)12月5日，我将此信工整抄好，打电话要市公安国保来取，那位遣送我回来的李警官在第二天来我家取走。自此后我一直在等待上面的答复，可是却始终没有回音，我打电话讯问，市公安国保领导只是说他们没有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要我耐心等待。

由于上面一直没有答复我在信中提出的十个问题，我也不好去写按照他们要求的保证书，而我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拙见的“恶习”又很难改掉，所以在12月13日和16日我又分别写了两篇新文，即《关于十六大“11.13军事政变”的吕加平之说》和《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见本人主页），并在没有人前来审查的情况下又擅自上网公开发表。我知道，这样一来我可能更是要罪上加罪了，也许更不可能被允许回京了，当然，公安部的路费更要黄了，弄得不好甚至还可能要进“局子”。不过我想如果他们能够读一读下面的这段有关胡总书记在11月24日　　25日中央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报导，也许会重新开恩发给路费让我们回京，并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的：据香港出版的最新一期《动向》月刊报导，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目前大陆社会上和政治上的严峻问题，首次提出“不能以专政手段来对待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和反对活动”。

《动向》指出，11月24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胡锦涛在会上指出，新班子建立后，要有历史使命感，又要有沉重的危机感。“在会上，在工作上，都不讲假话，不讲违心的话，不讲空话和废话；不做假事，不做违心事，不做吹吹捧捧庸俗事。如果连这都做不到，那执政党怎么能取得民心、党心，又怎么贯彻三个代表！”

胡锦涛在会上还归纳出目前大陆社会最严峻的问题，包括：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失业下岗职工和待业青年情况严峻恶劣，金融基本状况混乱，国有商业银行坏账及不良资产超过国际警戒线达 40％，农村三亿剩余劳动力出路，各种非法税收导致农民集体或跨地区抗争活动升级，社会道德败坏，学术、大学、医疗三大领域都充斥着金钱主导一切的现象，社会治安状况每况愈下，黑社会势力渗入党政、司法、公安等系统，等等。

《动向》指出，胡锦涛强调，一个人民的政党、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用专政方式压制、行政措施强制社会上各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反对声音和自发的反对活动，“因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精神，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准则”。（见人民网《强国论坛》最近的贴子）。

（2002年12月19日） 写于湖南邵阳

作者简介：籍贯上海嘉定，1941年6月14日生于上海，现年61岁,曾经是军人,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 自由撰稿人，是个自力从事战略学术研究的无党派人士，已退休。著作有《阴谋与抗争－－肯尼迪总统被剌案起因剖析：猪湾事件》和《中国的战略失误》（美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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