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存款已突破了7万亿无，说明中国消费者有消费基础；许多跨国公司如摩托罗拉、麦当劳、康师傅等等外资企业市场销售一直不错，说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是健康的。因此，妨碍中国消费不足或者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还是“体制”性因素破坏了整个市场的消费系统。现在，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消费源，因此各国都有关注并预备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却把自己的经济命运过多地寄托在对外经济扩张上。这可能是一个战略失误。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同西主集团关系恶化，遭遇全面封锁（这种可能性很大），那经济损失该有多大？比如，中国一旦强攻台湾很快就会遭遇西方社会全面封锁。这样一来，对外“依存”急剧下降、国内经济压力剧增，很容易引发全面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五年后可能达到65~70％，这种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贸易格局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是不行的。WTO的规则也不是保险箱。

中国经济的第二大危险是金融危机。近年来，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像个筐，所有经济矛盾都可往里装。但是这个筐的承受力毕竟是有限的。现在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总资本占中国境内所有金融资本的70％以上。四大银行就像整个国民经济的四根支柱。据大陆一些专家分析，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慢性金融危机，其主要标志是呆坏账比率也非常大，而且市场化的有效运营机制逐渐痪。除过几个大的经济发达城市仍有一些“有效”业务外，全国国有金融机构基本处于消耗内力状态。整个庞大的国有金融体系一直“吃”的是居民的储蓄，“用”的是居民的储蓄。去年以来大陆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明显的标志就是信贷全面萎缩。那么为什么大陆的金融危机没有引发经济危机呢？有四个原因：一是有巨额的居民储蓄款垫底；二是国家通过政治量强行控制金融局势，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政府色彩，不是纯市场化运作；三是采取了金融机构按兵不动、内部消肿及债转股等缓冲策略；四是正在尽快扶植真正的商业银行，包括一些股份制民营银行，但这方面力量太单薄，短时期内难以产生替代效应。面对这种格局，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期待入世后外资收购或参股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同时探索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上市的路子。“中国银行”的试点工作已经启动。我们认为，这种解救不会有预期收效。最好的选择是整个金融市场对国内外资本开放，特别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允许地方中小银行市场化发展。只有这样，在三两年内才能替代国有银行的作用，完成支撑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使命。

中国经济的第三大危险是国有企业的全面坍塌。在国有企业问题上，中国所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是太顾及“面子问题”。即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面子”，死死地不放弃对国有企业特别的优势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市场经济的特性之一就是窒息国有资本，因为国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资本。如果中国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除过战略产业外，在一般竞争领域全面放开国有企业，让民间资本自由进入，那么当时就会拯救一大批国有企业，会产生一大批民族品牌和优质产品。可是直到今天，各级政府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仍然采取的是“不死不撒手”的策略。中国入世后，按WTO的游戏规则，所有国有企业将失去政府的特殊保护，许多垄断利润将化为乌有。可以预料，面对真正的市场化竞争，大批的国有企业将纷纷坍塌。或许在今后1－3年内，国企倒塌后靠出卖“地皮、砖瓦”换得的几个钱可以把职工养活一阵子，可二、三年之后大批失业者没有生活着落后该怎么办？据大陆劳动部门有关专家分析，中国入世后，国有企业将丧失1300多万个工作岗位，而外资进入和民企民展新创造的就业岗痊只有400多万个。另外，大批的城乡剩余劳动力还在敲打着饭碗。

中国经济的第四大危险是财政危机。中国近年来连续使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会不会引发财政危机，海内外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而中国官方人士一直坚信不会引发财政危机。他们的理由是：第一，执政党和政府有控制经济总体局势的能力，只要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一定的财政赤字不足以构成财政危机；第二，中国老百姓储蓄存款已达七万多亿，实施国债策略的余地还很大，举债额占储蓄额的比率还很小，不致于给老百姓造成心理恐慌；第三，中国财政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领域，是战略性的有长期收益的项目，而不是用于生产消费领域，不用担心变成坏帐。但以大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为代表的一批市场学派人士则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一种短期策略，不宜长期使用，否则到一定时期必然引发通贷膨胀。到底应当如何理性地看待中国的财政政策及财政赤字问题呢？首先，必须把财政收支问题放在中国整个经济大环境来审视。中国经济本身处于特殊的不稳定的转制时期，而不是成熟稳定发展的市场经济时期，许多隐藏的、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可以说财政问题的周围埋藏着许多“定时炸弹”。因此，政府的自信和冒险是缺乏基础的。其次，中国的居民储蓄从人均概念和结构上都有特殊性。储蓄的“两极分化”现角比较严重。对有产阶层而言，在很在程度上是因为民间自由投资环境和渠道有总是而导致扩大再生产受阻，个人资本积累增大；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有限的储蓄是极其珍重的“预期”支配权。如果入世后中国投资环境改善，储蓄率大幅下降，那是很危险的。再次， 中国政府财政本身已陷入靠举债度日的恶生循环之中。据有关机构估计，1999年政府开销中有70％是举俩所得。如果一个人把借来别人的钱当作“经营”收入，并且整日心安理得地挥霍无芳，那么这个人还有什么成就和信誉可言？如果中国政府长其过度负俩，而且银行体系潜在债务恶化、国有企业卸下的负担不断加重、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失衡，特别是医疗改革、环境保护、义务教育、扶贫救灾、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支付不得不加大，那么，中央财政到一定时候很可能因信誉和支付危机而崩溃，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下滑，通货膨胀发生。

中国经济的第五大危险是计划经济因素对市场经济的渗透和干扰。现在中国经济界人士有这样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一旦中国入世，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变得公平，权力对市场无原则的干预就会逐渐消失。其实未必如此。尽管入世意味着成员国必须按照世贸规则参加游戏，而且中国发誓说一定会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承诺也罢，发誓也罢，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入世后，政府的市场定位会不会调整到恰当的位置。要知道，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数以万计，长期以来他们的职能就是靠权力控制一切，连法力也显得很无奈，一个入世难道就能使中国所有的改革一步到位？因此，绝对不能寄望于入世后，经济的要素对市场经济的渗透和干扰作用会“自动消失”。可能入世后，中央政府不会违规，但难保大大小小的地方不违规。违规就要受到制裁，这对中央政府来说是很痛苦的的事，但对地方政府而言无关痛痒。这是由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决定的“一切权力行使的后果和责任都在中内。因此，入世后如果中国各级正义的权力对市场的干扰难以中央，引发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小到地方经济矛盾继续恶化，负面影响难以扼制；大到整个中国失信于国际社会，遭到制裁。

中国经济的第六大危险是股市的危机。自1999年以来，中国市场兴起一股反沫浪潮。中国股市的确泡沫很大，但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泡沫本身。我们忍为：中国股市泡沫太大，市盈率太高很不正常，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通过所谓的人为和行政影响把泡沫打掉则更不对。因为这种办法打掉的不仅仅是泡沫，而且同时打掉了普通股民之利益和刚刚形成的尚很稚嫩的资本市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治本，根治从娘胎里带来的病。

繁荣的股市背后往往有一大批优秀卓的企业，而中国股市“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一批“造假”的企业和疯狂的投机家。这样的股市与其说是在为企业筹集资本，倒不如说是在为将来的危机制造“炸弹”。有一天当中国经济正处于紧要关头时，股市一旦崩盘，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如何治理股市是中国有关机构的当务之急。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①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怎样才有成效，若没有成效怎么样？②糟粕企业应统统从股市淘汰，可是淘汰面积太大股市塌陷怎么办？③推出优秀企业上市“承接”劣势企业，使股民资本安全“过渡”，但是现实的上市机制和成气候的高素质的企业不足怎么办？

面对这种格局有专家建议：①深圳、上海两市合二为一，集中保留优势企业、坚决淘汰劣势企业，证监会要清查一个，“杀掉”一个；②一板市场没有健康之前，二板市场不宜启动，否则会多一个隐患；③全面引入西方资本市场管理体系，中国证监会委托境处机构托管或参股管理证交所，中方只监管不参与。

这些建议是否有效可行，值得研究。

中国经济的第七大危险是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太低。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着综合国力。近几年，中国大陆学者阶层一直在呼吁中央尽快正视“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但是，据有关机构分析，中央在对待“三农”问题上，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形成的、成熟的改革方略。一提到农民问题，好像各级官员都很慈悲，反复强调要减累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是根子问题并不在这里。有的专家建议：中国农村人口太庞大，安定为主，等城市摆顺后，再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还有专家建议：农村改革需要大量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