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报道，元月二十四日，处于绝望之中的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爱滋村东关村数名村民上访北京，突破官方新闻封锁，向社会关注爱滋病的热心人士，揭开爱滋病村的黑幕，并向国家卫生部等政府部门，及慈善机构和基金会递交呼吁书。呼吁书上有该村八十多名爱滋病感染者的签名和二十余名爱滋病死亡者名单，并向政府部门递交一卷约九十分钟的感染者口述的录影带。村民说：「在春节来临前夕，我们投书社会各界，一是公开我们村庄及附近村庄的爱滋病状况，二是向社会各界寻求帮助；三是呼吁社会各界尊重爱滋病人、关爱爱滋病人。」村民受访时透露，他们村至少有三百名爱滋病感染者。专家估计，今年河南省爱滋病感染者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情况骇人。

上访村民反映，九三年起，睢县公疗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在县城开办了血站。但这两个血站不向医院提供血浆服务，而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们在县城周边地区大作广告，宣传卖血如何如何好，卖血能致富。

■县长号召全县人卖血

村民在呼吁书上写道：「睢县当时在任的县长田其义（现商丘市教委主任）在电视台为血站做广告：『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号召全县人民都去卖血。在县长广告指引下，我们农民纷纷来到这两个血站出卖自己的血浆。他们为了多赚钱，降低抽取血浆的成本，该有的卫生措施一概没有，更因为采取的是『单采』（即把血抽出后，提取血浆，把红蛋白加些营养液再输回献血者体内），导致很多人的血液混在一起，直接造成血浆污染。」

村民反映说：他们卖自己的血浆后，却成了血液污染的最大受害者。九九年起，有村民得了莫名其妙的病死去，后来如此死亡的人多了，引起村民的关注，有人在省卫生防疫站查出死去村民患的是爱滋病。至二零零一年底，东关村感染爱滋病的人，至少已占总人口的三成。村民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我们从此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他们在呼吁书上说：「春节来临之际，我们出于无奈才公开村庄的实情，我们也想过一个新年，或许这是很多村民的最后一个新年，过完春节就会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不死的病人也没有办法遏止病痛，因为治疗爱滋病需要大笔钱财，我们这些贫困百姓没有能力自救，很多人已卖光家中一切值钱的东西，甚至口粮。整个村庄就是这样在看不到边的黑暗中活□。」

河南爱滋村是官方规定不准媒体采访的禁区。很多人知道，中国农村因贫穷而有人卖血，但卖血人之多而成为一种「产业」，却为外界所不知。当地官员承认，河南省爱滋病感染者仅三万人，但专家估测，去年年中有五十至七十万，今年已达至少一百五十万，当地知情人说仅河南省上蔡县就有十五个爱滋村。

河南上蔡县有一百三十万农业人口，自然资源贫乏，农民很穷，当时地方上宣传「献血光荣」，鼓励村民卖血，村民也认为这是种较好的经济来源，纷纷捋起袖子。上蔡县文楼村不足三千一百人，曾卖血的达一千三百六十多人，患有爱滋病的四百多人，爱滋病带原者五百多人，目前已有八十六人因此病死亡。

上蔡县后杨村是其中一个爱滋村。村中四千多人口，十六至五十五岁的村民中，九成人卖过血，卖血者九成感染爱滋病毒，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以来，已有一百五十人死于爱滋病。日前，后杨村民也准备上访北京，因上访经费一时难以筹措，在一些关注爱滋病的社会人士的劝说下，暂不上京，而村民给政府的上访信则由这些人士先通过有关渠道向北京高层反映。

村东头有个孤儿王彦伟，九岁，读小学三年级，他父母都因爱滋病去世，他的叔叔、伯伯也都死了，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八十多岁的爷爷和奶奶。他们如今住的是破烂不堪的土瓦房，吃的是稀稠不均的麦皮糠。今年六岁的姜亚东，有一对双胞胎弟妹，今年才三岁。数月前，他父亲因不愿再花钱而拒绝服药治疗，死于爱滋病多发症，母亲随之改嫁，唯一的财产就是家徒四壁的房子。他爷爷哭□说：「听人说，六岁以下的小孩恐怕都活不了，可怜我那对孙儿啊。」

■「爸妈不该卖血」

十二岁的高龙生，小学五年级，因父母双亡，被迫辍学，他的两个姐姐分别为十六和十四岁，迫于生计外出打工，高龙生被寄养在叔叔家。叔叔和婶婶都三十出头，也频密地卖过血，有两个与高龙生同样大的孩子，家境窘困。苦难的两家人走到一起。高龙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俺（我）爸妈不该卖血。」

村民吕庆生（尊重本人意愿，具化名）夫妇是爱滋病感染者，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前些日子在一场车祸中死了，第二、第三、第四个儿子都是痴呆人，第五个儿子才四岁，虽不痴呆，却是爱滋病感染者，一谈及此事，夫妇俩便泪流不止。他们没有劳动力，也没有甚么收入来源，唯一值钱的就是门前养□的两头小猪，但已不再属于他们了。吕悲伤地说：「为了治疗爱滋病，我们只能将小猪去换仅能维持短期治病的药品。家中已没啥吃的，俺只有喝汤（方言，指很稀的面汤），面也是借来的，一天全家只有一斤白面，啥办法哩（没办法）。不知道明天怎样，过一天讲一天。」

三十一岁的程东阳有两个儿子，大的十二岁，小的两岁，他从八九年起卖血，前后卖了六年。他妻子今年廿八岁，也曾短暂卖血，现病情已经很重，两个月前还做农活，如今连抱小孩的力气都没有。程说，当初是好奇心驱使下去了血站，看见那么粗的针头，便吓得转身就走，在县城转了一圈想回家，发现身上的盘缠已不多，不得已又回到血站，卖了四百毫升血，换得四十元人民币，十九岁的他还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初尝「甜头」后，便走上卖血之路。

程说：「在当时那个卖血为职业的年代，谁家不卖血，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被别人称作不务正业。为让自己的血卖得出去，还得给血头送礼，使自己能一天卖血多几次。血头为多采血浆，有时就将血站设在村里，方便村民卖血。有个时期，村里十分热闹，就像城中的自由交易市场。由于血头只顾挣钱，根本不顾村民的生死安危，加上条件有限，起码的消毒器材都没有，也不用化验，反正大家都卖过血，都知道自己的血型，胳膊一伸，交易就成了。后来，血头为压低血价，便将『全采』改为『单采』，这样，原来六百毫升血液可得六十元（人民币），就降到四十五元，除去所谓『消毒费』和车费，一次卖血六百毫升只能换来三十元左右。」

■患者借嫖娼报复社会

在村里，听到不少令人沉痛的事实：村民刘广喜担心家人承受昂贵医疗费和不堪疾病折磨而自杀。爱滋病患者程二民故意以「嫖娼」手段报复社会。如今投宿上蔡县城的上蔡宾馆，一到子夜时分，常有按摩小姐「服务热线」的电话骚扰。据知情人称，十个按摩小姐中，至少有一两个是爱滋病带原者，非常恐怖。(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