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中央來人

國有企業破産在中國已經不是新聞，破産或瀕臨破産的國有企業工人「鬧事」，雖然不見於國內報刊，但常見於全國街頭，也不新奇。讓人感到新奇的是，這次示威中的遼陽工人們先後三次拒絕市政府領導與他們對話的要求，理由是市政府領導「說話不算數」。他們「要求中央和省裏派人來解決，直接同工人對話」。

這個案例印證了原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先生的一句名言：在中央集權體制下，權力集中，麻煩集中，挨駡也集中。中央集權，意味著任何一級地方政府首長的權力不來自選民，而來自上級，公民無權罷免他們。地方出了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公民只能向上呼籲。上一級不解決，向更上一級呼籲，一直呼籲到中央。腐敗官員得不到處理，示威者會認爲他得益於上級政府的保護。從這個邏輯上說，遼陽市的萬名工人不是在向他們的市政府示威，而是在向省政府和中央政府示威。這說明，在中央集權國家，公民對任何地方政府的抗議行爲，最終都會導向對中央政府的抗議。

社會「沙塵暴」

中央政府比示威者更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因此，爲了權力結構的穩定與完整，只要有可能，它不會讓任何地方發生任何形式的公民示威。中央政府的這種示威活動恐懼症比較而言還算輕微，更嚴重的是「組織恐懼症」。任何非政府組織在中央政府眼裏，都是顛覆中央政府的嫌疑犯，絕不能允許它存在。以至於在中央集權制下，除了國家政權組織、執政黨組織和國家財政供養的所謂民主黨派（其實是幫襯黨派）組織外，沒有任何社會中間組織。這樣的社會結構，就象被政治權力的水泥澆鑄成的混凝土，一旦權力結構解體，社會就會坍塌，還原成砂子狀態。狂風一起，就會變成沙場暴。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場沙場暴，掩埋了一切文明的綠洲。人們對年年訪問北京的自然界的沙塵暴憂心忡忡，更值得憂心，至少同樣值得憂心的是這種社會沙塵暴。

對社會中間組織的敵視與清除，使得中央集權制權力結構脆弱而缺乏彈性。如果將批評、抗議、示威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看作是社會肌體有病症候和發燒現象的話，中央集權制社會就是一個失去低燒功能的社會。它要麼不發燒，一發燒就燒壞「中樞神經」（中央政府）。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中央集權制社會的兩種狀態：要麼天下太平，要麼天下大亂。對這種社會機制缺乏經驗的美國研究人員，因爲完全沒有預見到前蘇聯從亨廷頓的所謂發達穩定狀態，一夜之間變成一堆社會廢墟而蒙羞。其實，再好的西醫，也不可能通過溫度計診斷出青蛙是否患有炎症。

政府中間層

在聯邦制政治結構中，很難發生這種情況。中央集權社會是一個金字塔結構，社會中間組織被看成異物，它的出現會破壞這個結構的穩定性，所以遭到禁止。而聯邦制結構，象肖濱先生比喻的，是套箱結構，大政府是大箱子，小政府是小箱子，在箱壁之間「墊」上許多非政府組織，反而會防止政府之間磨擦。就象在郵局裏寄東西一樣，箱子大，郵件小，要在郵件周圍塞上紙團、泡沫塑料等等，郵件既被固定，又有彈性，不容易受振動而被損壞。

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在聯邦制下，權力在各級政府之間分享，特別是主權在聯邦政府和州或省政府之間分割，所有政府的權力都受到制約與限制，政治權力不能覆蓋整個社會，留下了大量的非政府非私人的公共區域，需要非政府組織去填補，否則，這些公共事務無人處理，社會就不穩定。舉例來說，政府不管私人企業經營，私人企業不關心職工生産過程以外的生活狀況，於是有工會組織來代表職工與僱主談判工資待遇問題，與政府談判社會福利問題。中國加入WTO，有利於本國資本輸出，但不利於本國就業崗位增加，美國工會組織便出面對聯邦政府施加壓力，試圖阻止WTO接納中國。

自由的花房

在聯邦制下，沒有任何一級政府視非政府組織爲反政府組織，它通常被看成是平衡政府之間權力的一種健康力量。當聯邦政府侵蝕地方政府權力時，地方政府會聯合社會中間組織共同抵抗這種侵蝕；當地方政府侵害個人自由或威脅社會組織的存在時，聯邦政府會幫助社會中間組織停止地方政府的侵權行爲。它是政治權力運作的緩衝地帶，有它存在，社會可以減少權力衝擊造成的硬傷。

結論是，就社會穩定而言，聯邦制社會可以防止中央集權制社會的「沙塵暴」侵襲而導致社會崩潰；就個人自由而言，在中央集權制下，個人沒有社會中間組織的樹蔭庇護，暴曬在酷夏正午的權力烈日下，不死即枯；而聯邦制社會，有社會中間組織的「玻璃」溫室和花房，個人象芳草奇葩，既繁且茂。如果是在一個現代聯邦制社會，遼陽的工人完全沒有必要走上街頭示威，沒有必要向上一級政府呼籲，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工會組織在選區裏、議會里，或是在法庭上解決問題。

2002年3月12日
原載《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