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规模的要饭活动在大庆这样的地方出现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自从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百姓和政府博奕的主要表现形式就不再是讨自由的学潮，而是讨饭的工潮了。这是中共当局政经政策的必然后果。

　　现在回头来看，中共当局这些年来的政策是在保持政权不倒的情况下实现私有化，保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摇身一变而成腰缠万贯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举个例子，就是原来的带领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处长，局长们依然是处长，局长，或者成了董事长，CEO，已经拥有百万家产，代表当代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了。中共当局这种做法完全符合邓小平的贪污本性，只给共产党贪官污吏一个过好日子的机会。妄想保证甚至提高自身阶层的利益，并继续主导并驾驭中国。真是所谓“上上之举”。可惜其操作过程，完全暴露了中共官僚阶层过份的短视和过份贪婪，却为其目标的实现埋下了巨大的隐患，稍有不慎，就会重蹈前朝的复辄，让中国再失一次腾飞的机会。

　　本来这个私有化的过程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把原来的国有企业养起来，不让其发展，也不让其死去，不召新工人，但也不把老工人推向绝境，同时放手甚至鼓励私营经济蓬勃发展，让私营经济用更高的回报把国营企业的工人主动吸收过去。等到私营经济成份发展起来，国营企业是否私营化就都不是个大问题了。也就是说，要赎买，要给出路。大多数国家和平转型的过程中，都会对原既得利益阶层采取赎买政策。如英国资产阶级对贵族，明治政府对地主，国民党对台湾地主和自耕农等等。本来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要赎买就要包括工人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阶级的大头。但中共当局由于短视，特别是64镇压后自以为老百姓太老实，在赎买时就很“精明”地把工人阶级排除在了主要赎买对象之外，而是重点赎买本身就损失不大，甚至早有斩获的“先锋队”员们了。到是64时闹的最凶的“知识分子”成了除官员外的重点优抚对象，所谓化钱买稳定。言外之意是既然工人没闹没有影响稳定，没有讨价，也就不必还价了。人善被人欺呀。

　　中共当局就走了另一条路来办。给政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恰是东南沿海这些本身国有大中型企业就不占重要位置的地方，结果这些地方发展起来后，由于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并未能多少吸收国有企业工人，反到是把几千万农民兄弟吸进了包身工的大军，而对于国大企业，则硬是赶鸭子上驾。特别是朱老板，非要“让国营企业叁年脱困”，非要让国营企业搞市场经济那一套。叁个工人，两个都当成困给脱回了家，国家又不搭粥棚，即便搭了粥棚，也让地方贪官把米都贪掉了。这工人不象农民，农民没有钱还能有粮，工人没有钱就没有粮。而且城市生活的成本要远高于农村，光有饭钱是远远不够的，房租，水电，孩子上学，看病，都是要钞票的。而这些“下岗”工人成堆的恰是私营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根本就再就业无门。工人们除了到政府门口冒充丐帮外，实在是别无良策。因此工人集体讨饭的现象就此起彼伏了，而且越闹越大，闹到今天，就闹大了曾是本朝工业发展样板的“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