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纱布、口罩、遮阳帽，和爱人交待了几句，便骑上自行车，直奔西长安街走向最危险、最需要民运人士的地方。

大约在傍晚6点15分左右，我投入了在军事□物馆西侧300米处、市民们阻挡西线前来戒严的解放军车队（以下简称车队）的战斗。车队的前面是上百名身穿迷彩服的“防暴”士兵在开路，后面是望不到尽头的戒严车队。战车上的士兵枪口向外，不许任何人接近。“防暴”士兵手持盾牌和石头，有秩序地不断攻击前方的市民。由于他们训练有素，投出的石块既远又命中率高，随着一块块石头的落下，有几个市民的头被打破，流出血来。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防暴”士兵和战车不得不逐渐向后退却。

为了将西线的军车完全阻挡住，占据主动形势，我与5、6位男青年在现场充当起了“指挥员”的角色。我们将3、400名前来堵军车的市民召集在一起，向大家讲述了我们的想法和行动计划：第一，这种局面相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必须扭转这种局面；第二，我们的目的是走在军车跟前与士兵们对话，市民见到我们走到军队跟前没有危险，大街两侧的市民就会源源不断地走出来支援我们，那时，我们就会用人流将军车拦截成几段，把他们彻底阻挡住；第三，我们排好队伍打起标语，有秩序地走过去，我们不要扔石头，大兵向我们扔石头，我们也要忍住，只要我们走到他们跟前，我们就胜利了。北京市民的政治素质就是高。整个工作安排只在10分内钟之内就完成了。3、400名男女市民自动排好队伍，打起标语，呼喊着对话口号，有秩序地走向军车。“防暴”士兵被我们的阵势搞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看着一位带眼镜、穿制服的军官。

我们的队伍与“防暴”士兵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从开始的200多米，变成了20米、10几米。我看到他们的指挥官把手挥动了一下，不知喊了一句什么命令，上百名“防暴”士兵一齐向我们猛烈投掷石头。

霎时间，我们走在前排的市民几乎全被士兵掷来的石头击中。我的肩部被石头重重地击了一下（打出了血印子）。身边的某某中学初三的王同学（后来才知道他的身份；以下简称小王）的额头被砸破，血流满面。

由于我们这支队伍是群众临时聚成没有应付经验，在士兵的野蛮攻击下，大部份人从地上检起石头进行反击。其实这正中了军队的“激将法”。假如我们不还击，继续挺进到士兵近前，就能实现阻挡这队军车的计划。可是在双方对掷石头的情况下，群众根本不是训练有素的士兵的对手。虽然我们几位“指挥员”还想挽回局面，但毕竟大势已去。我们只得护送着伤者撤退到路面的两侧。

在“防暴”士兵越来越多、越打越疯狂的势头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市民只得边抵抗、边彻退。在军事博物馆东侧路北的一台压路机的旁边，我再次与头部受伤的小王相遇。我用随身携带的纱布换取下小王伤口上的手绢。只见小王的灰色短袖上衣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由于责任感，我将一手捂纱布、一手向士兵扔石头的小王拉近了路边不太远的居民区。由于这个居民区出入口处的门诊部关着门，我俩只得在热心的市民指引下，在居民区的东北处找到了一个医务室。在这段时间小王告诉了我他的身份，并表示包扎好伤口还要去抗击军车。女医生给小王包扎好伤口后没有收取我们任何费用，只是和市民们一样不停地骂共产党的军队是土匪。在我们往回走的路上，街上连续不断地响起了枪声，时间是傍晚6时40分。

当我们走回到居民区出入口的门诊部（位于第二层楼上；此时已经开门）时，见4名男青年抬着一个女青年大喊着“让开、让开”，朝这里快速奔来。在抬伤者上楼的时候，我也加入到救护行列。当我们把女青年放在诊疗室的地上时（屋内已有两位伤者躺在仅有的两张床上），女青年的脸色刷白。她的乳房已被罪恶的子弹打烂了。胸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靠西侧病床躺着一位脖子被罪恶的子弹击穿的男士。东侧病床上是一位在大腿上被罪恶的子弹击中的男青年。在我下楼的时候，又有一位男青年被抬了上来。

从军事博物馆西侧300米处到木樨地大桥，由于遭到北京市民自发的、英勇的抵抗，中共的军车爬行了50分钟才通过这几百米长的路段（在木樨地大桥到西单路口的这段路上，军车遭遇到了北京市民更加顽强的奋力抵抗）。

在木樨地大桥上，军车由于受到路障的阻拦，士兵发疯似的向路北开枪。我与数千名市民被迫蹲在地上。唯一回敬他们的办法是用自己的声音来呐喊。几千名市民有节奏地向军车方向喊出两个字：土匪、土匪、。

在这一夜的西长安街上，曾经号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变成了人人憎恨的土匪。在他们的枪口下，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一夜充满血腥的画卷，10年来始终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1999年4月 清明节）

(中国社会民主党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