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農問題

農民的窮苦、農業的危險、農村的敗壞，不是因爲農民懶惰無能，而是來自共產黨無節制的壓榨。李昌平在他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中，以他的親身經歷哭訴到，農民的負擔重如泰山，農民無論種不種地都必須繳納人頭稅、宅基費、自留地費，80歲的老人和剛出生的嬰兒也不能例外。經常有老人跪在他面前求個說法：「李書記，你說說看，中國有哪朝哪代，要我們80多歲的老人交稅的？」有很多老人痛哭流涕的向他表示，爲了免除兒女的負擔，都寧願早些死。中國曆代王朝，除了極少數暴政之外，對60歲以上的老人向來免稅。

據李昌平介紹，他們鄉「基本農田60，000畝，1999年平均畝產900斤，糧食銷售價格每斤0.4元，每畝上交負擔230元，生產成本170元，平均每畝虧本40元。這就是說，我們鄉40，000農民一年辛辛苦苦不僅沒有收入，相反還要貼上自己在外賣血賣肉的血汗錢240萬元。這樣下去，農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條啊！」由於種地虧本，地無人種，攤派費不斷上漲。農民真是苦不堪言。「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漲，唯望天地哭」。

國內外的很多學者都認爲中國的農業已經破產，換句話說，靠務農爲生是賠本的。研究資料顯示，在未來五到十年之內，境況不會改變。由於中國農產品高於國際市場價格20％以上，入世貿之後，中國農業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

二、失業問題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據推算，中國目前城鎮失業人數是6500萬，占城鎮勞動力的30％到40％。但是，這還不是中國的實際情況。據何清漣透露，中國國家統計局對失業人數的統計口徑是，平均每天工作一個小時，每個月工作三個工作日就算就業。據王紹光介紹，因爲中國的結構調整，最近五年，中國城鎮失業人數平均每年增長1000萬以上，累積人數比法國的總人口還要多。

在中國，失業人數是專指中國城鎮的『下崗工人』。而巨大的農村失業人數，從來沒人提。中國的農民沒有下崗的問題，因爲他們從來就沒有上過崗。據亞洲開發銀行推算，中國農業從業人員4.99億，2002年中國農村實際需要勞動力1.9億，農村剩餘勞動力至少在2億以上。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數字。如此巨大的農業盲流人口將是中國的動亂之源。

三、腐敗問題

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沒有民主的監督和制衡，腐敗問題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雖然中共也實施了很多防治腐敗的措施，但是全社會的各類腐敗特別是系統性、單位性、集團性的腐敗愈來愈嚴重，涉及的金額愈來愈大。胡鞍鋼去年在《南方週末》的一篇文章中介紹，根據經濟學的尋租理論和官方披露的腐敗事件以及有關數據，按最保守的的方式推算，在90年代後半期，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者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12570億元之間，佔GDP總量的13.2%－16.8%。

中共智囊康曉光認爲，腐敗是共產黨統治的必然現象，反腐防腐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理由是，共產黨是爲自己的權勢而統治，爲了維持統治，在客觀上需要一個所謂的政治、知識、商業精英所構成的三角同盟。康曉光說，中共爲換取商業精英的政治支持，不僅對他們開放正常的商業機會，而且允許他們通過腐敗的方式發財。他爲中共提供的行動策略是：「資產階級最喜愛的是錢，而不是民主。如果專制比民主帶來更多的利潤，那麼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專制。」當然，康曉光同時也建議，中共的官僚應該『有節制的』腐敗；富人要仁慈和明智，對中國的大衆，應該『有節制的』壓榨，不要太殘酷、太貪婪。問題是，有什麼理由指望這些已經貪婪成性之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

四、兩極分化

中國社會發展的兩極分化已經是公認的事實。據經濟學家程曉農報告，從發展策略來說，中共已經放棄了全局發展策略，對內地農村和大多數內地城市實際上採取的是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主要的政策和僅有的金融資源都用來發展幾個『櫥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幾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靠這些『櫥窗城市』來吸引外資，而對其他地區則棄之不顧。有些學者稱之爲『樣板戲策略』。

這樣的發展策略，使本來由於社會制度所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正變得更加嚴重。正如胡鞍鋼、王紹光、丁元竹在《最嚴重的警告：經濟繁榮背後的不穩定》中所說的「收入愈來愈不平等，社會愈來愈不公正」。根據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陳宗勝等人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官方資料計算，1988中國居民的收入基尼係數是0.35，目前居民收入實際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5，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基尼係數是意大利統計學家基尼（Gini）用來描述社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標，其取值範圍在0到1之間。最平等的狀態是0，最不平等是1。

五、誰的穩定

康曉光在《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的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共不代表任何人的利益，只代表他們自己。並不像江澤民『三個代表』所宣稱的共產黨還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康曉光的原話是「執行統治任務的黨政官僚集團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即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階級，代理人就是委託人。政治精英不代表任何階級，他們凌駕與一切階級之上，對所有的階級實行『權威主義』統治。他們僅僅對自己的利益負責」。文章中，康曉光十分明白的敘述了共產黨的穩定是如何維持的。他指出，經濟和社會問題並不必然導致政權垮臺，中共維持政權也無須代表人民的利益。中共穩定統治的關鍵就在於政治統治、控制和鎮壓機制。他分析了中共政權穩定的兩大祕訣。

第一，通過幾十年的經營，中共已經成功的消滅了一切政治對手，中共在客觀上已經成爲中國唯一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共，中國將成爲權力真空。這就迫使中國人民必須接受這『唯一的』政權，中國不存在『唯二』、『唯三』的政治力量，無論這個政權有多麼惡毒，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中共經過多年的精心準備，已經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鎮壓力量。康曉光很有把握地說，「目前，『黨指揮槍』的列寧主義原則依然得到有效的執行，憑藉現代暴力機器，政府具備了鎮壓任何局部反抗的能力。」康說中共已經從一個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對執政黨來說，政權就是一切。爲了政權的穩定，中共已經逐步放棄了意識形態對『私人領域』的侵佔，取而代之的是對『公共領域』實行全面的、絕對的控制。一切獨立於政權之外的工會、農會、商會、宗教團體、媒體都被堅決取締，一切其它異己的政治力量都被悉數鎮壓。

六、穩定的代價

由於自私、麻木和缺乏同情心，中國的普通民衆很少關注與自己的直接利益無關的事務。一般來說，他們不像西方有些民族那樣，爲了什麼民主、自由之類的問題去擔風險跟當政者過不去。甚至，即便窮一些，只要還能過得去，他們也不會輕易反抗。但是，什麼事都得有個限度。近年來，從農村到城市，民衆的局部反抗不斷髮生，而且頻率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引起他們強烈不滿的主要原因是經濟不平等、極度的貧困和腐敗。面對自己日益惡化的處境，面對日趨瘋狂的掠奪和腐敗，面對不斷擴大的不平等，他們已經忍無可忍。常言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爲了緩解民衆的不滿，胡鞍鋼、王紹光等人建議政府應該設法減少經濟不平等的程度，負責地解決民衆的疾苦。而康曉光則認爲政府不會真正去解決問題，原因是由於中共政治體制的本質缺陷使得這些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他相信，政府目前的理性選擇就是精緻地控制不滿和嚴厲地鎮壓反抗。因爲，大衆只能發起分散的、短命的、局部的行動。這類反抗雖然此起彼伏，但只能給統治者製造一些麻煩，卻難以對政權造成致命威脅。據報道，這些年來城市、工礦的工人抗議罷工不斷。全國各地的農民暴動每年有幾千起之多，以陝西茲州縣、湖南道縣和江西風城縣爲最大。其中，2000年的江西風城縣四萬多農民暴動，搗毀了多處政府機關及官員住宅，但是也就堅持了五天就被鎮壓下去了。有關資料顯示，僅1999年退役軍人上訪、鬧事的就有七萬三千二百餘人次。最著名的是2001年三月份，來自河北省九個地區的2000多名退役軍人的暴動，據說有強大的軍方背景，但是，面對中共武裝到牙齒的三十八軍、二十七軍，這些散兵遊勇仍然不堪一擊。

康曉光坦言，這樣的統治是不義的，但是即便不義還是可以維持下去的，只要以更殘酷和更精緻的方式將所有的不滿和反抗鎮壓下去。在康曉光的實證描述中，威脅穩定的羣體是中國普通的工農大衆。維持穩定就是鎮壓大衆。誰都知道他們不是壞人，他們的要求也是正當的、合理的。但是，爲了政權的穩定，必須堅決予以鎮壓。要知道，濫殺無辜，不是一個簡單的對與錯的問題，而是一種反人類的暴行。

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以及中國的普通大衆真的需要這樣殘酷、不義的穩定嗎？

(澳洲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