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官員只對上負責而不是對選民負責，由於各級政府有權力和能力壓制媒體和民間言論，所以每當危機發生時官員們本能的反應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消除危機的消息而不是消除危機本身。於是下級瞞上級，全黨瞞中央，中央瞞全國人民和世界。更可惡的是，他們不僅控制媒體報道，而且還用「打擊謠言」的名目，以刑事罪明壓制民間對疫情的交口相傳，蓄意置人民於毫無防備的危險境地。
事情的經過很清楚，廣東省和廣州市政府的官員在已經很明了「SARS」強烈傳染性的情況下，先是企圖完全捂住消息，後來又在2月11日的新聞發部會上用「疫情已得到控制」的虛假消息來欺騙公衆。如果當時這些地方官員不是去掩蓋事實和撒謊，而是象一個民選政府必然會做的那樣，及時開誠佈公地向本市本省人民、向香港、向鄰省、向全國乃至世界通告疫病的傳染性嚴重性，幷及時採取措施，包括省界出入的檢疫措施，那麼不僅「SARS」病毒就不在可能再在2月21日由劉劍倫教授帶入香港幷散佈到全世界，而且也很可能不至傳播到北京和全國。結果大概只會是一個短暫的局部事件。
遺憾的是，從目前疫情發展的報道看，特別是從一些地方公佈的數位中外籍病患的比例偏高的現象看，掩蓋真實疫情的現象至今仍然嚴重。
在政府隱瞞實情的情況下，這次「SARS」造成了兩場恐慌事件。一是疫情的早期，廣東民間在知道有病疫流行卻得不到官方任何啓示的情況下發生的恐慌。一是疫情發展後的北京百姓，在官方一直喊叫的「沒事，沒事」「狼沒來」的催眠聲中，突然發現自己實際上已陷入SARS狼羣之中的情況下發生的恐慌。這幷不是什麼「民衆素質底的體現」，而是被剝奪知情權的體制下，人民面對危機的必然反應。
既然政府如此靠不住，百姓只好自己靠自己。在神話破碎的散落聲中，以蔣彥永醫生「皇帝沒穿衣服」的童言爲標誌，民間自我維護權益的意識正在進一步覺醒。「SARS」是否有可能因此「壞事變成好事」，成爲中國社會向開放的公民社會轉型的一個動力，且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