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前香港立法會無黨派議員吳靄儀在質詢董建華時說，假如7月1日有20萬市民上街，政府會不會聆聽他們的心聲？由此可知，遊行的組織者「民間人權陣線」以至民主派事前估計的參與人數是遠低於實際數目(大約是10萬至20萬之間)。

有趣的是，這次是政府內部的評估反而更接近實際。據香港《信報》的〈餘錦賢專欄〉報道，香港政府的事前內部評估是，大約有18%市民會參與遊行。換言之，政府預料將有超過百萬人上街。

據一些曾參與香港89年六四百萬人大遊行團體表示，7月1日遊行人數應比主辦者所說的50萬人還要多，與六四時不遑多讓。

不過，事情發展至此，遊行的原本主題「反對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法)」，以至遊行的準確人數已變得次要，重要的是，一個香港全民的反政府運動已逐漸成形，矛盾直指董建華本人，足以搖動特區當局的統治根基。經此一役，董建華不單要面對香港市民，更不能迴避北京中和海外的疑問：究竟香港出了甚麼事？

董建華令情況如斯惡化

香港民主運動這幾年的急劇變化，首要歸功的不是香港的民主派，而是董建華。沒有這個「對立面」，傳統上被視爲「激進」的四五行動成員梁國雄，根本不可能在7．1遊行中儼如一顆政治明星。

董建華的「能耐」是，執政6年，由八萬五建屋計劃、胡仙事件、禽流感事件、高官問責制，非典型肺炎事件、以至23條立法簡直是連犯錯也可以令人「目不暇給，歎爲觀止」。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香港百多年曆史以來，首個可以令社會上由大地產商、小業主、工人、公務員，以至教師等各個階層都普遍不滿的政府。在這方面，董建華是「前無古人」的。

這是7．1大遊行數十萬人上街的遠因。這也解釋了在遊行，爲何「董建華下臺」成爲遊行者的普遍主要訴求。簡單來說，7．1遊行是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矛盾的總爆發，而各個矛盾的集中點都在董建華身上。

當然，單憑董建華個人之力，也未必足令情況如斯惡化。在這方面，董建華身邊的所謂智囊，和特區問責官員也應記一功，而居首者應是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沒有她在這幾個月來，在不同場合，以非常戲劇化的傲慢、輕蔑、不屑態度回應反對23條的質詢，間接地爲遊行推波助瀾，7．1遊行恐怕達不到這個聲勢。

難怪香港的新聞界，甚至左派圈子都在心底裏由狐疑，究竟葉劉淑儀是無心之下替特區政府幫倒忙，還是另有目的 。

港府堵導遊行幾引發暴動

更加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政府內部和保安局事前估評近百萬人會參與遊行，但7．1當日的人潮疏導安排竟是如此不濟，幾乎引發小型暴動，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

按常理估計，在89年以及千禧年時，香港政府已有相當成功處理這樣大規模疏導人羣(也就是人羣情緒)的經驗，在7．1遊行時竟然像失憶了，不是疏導，而是堵導人流。如果以「陰謀論」去解釋，就是特區當局以爲被阻塞的示威者因爲烈日當空，在曝曬之下身體不適而退出(事實上，的確有個別這樣的情況發生，平生首次參加遊行的香港《信報》社長林行止自言也是因爲這個原因中途退出的。)

不過，正是由於人流被堵塞，令遊行綿延數十里，更爲壯觀，而遊行的時間拖長(由下午3時至晚上9時半，長達6小時半，創下香港遊行紀錄)，令更多原本因各種原因未能趕及參加的人反而因此能夠加入。這個反效果，恐怕是特區政府所始料不及的。

據亞洲時報在線記者現場所見，當局的安排是頗爲「特別」的。首先，親北京的工聯會在事前已租用了大半個場地(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球賽和嘉年華「賀迴歸」，與遊行「打對臺」。不幸的是，參加嘉年華的人疏疏落落，而較參加嘉年華多十倍以上的遊行人士卻要靠幾條狹路才能抵達集會地方，擁擠之處，較羅湖邊境還要惡劣。由於人數實在太多，一段平時十多分鐘的路途，在集會開始之時，竟然要花上約一小時才能完成，甚至許多人不得其門而入，要在維多利亞公園對面聚集。更有甚者，由於許多人是扶老攜幼參加遊行，一些手抱嬰兒也要在烈日之下長時間曝曬。

由於集會開始之後，人羣從四方八面湧入維園，但公園的多個出口只有兩個給遊行人士進入，而警方則更繼而封路，許多後來者被逼困在地鐵站內，乾等近一小時才能出站。

這樣的安排，如果換着是耐性較差的羣衆，早已發生暴亂。

溫家寶嚴厲批評董建華

雖然特區政府事前的人潮疏導策略很有問題，但事後的反應卻比較有節制，這或許是拜溫家寶所賜。

溫家寶在7月1日上午離開香港之前，曾寄語董建華和特區高層：「要信任。理解。團結。」他特別提到，這番話除了說給香港市民聽之外，也是說給香港領導層聽的。

很明顯，溫家寶的潛臺詞是指以董建華爲首的特區政府在體察民情方面做得很不足夠。以溫家寶一貫的風格和他現時的地位，這應是對董建華嚴厲的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特首辦公室在7月1日晚上即時回應大遊行，並且說，關注到有這麼多市民參與遊行，理解市民的訴求，一改董建華近月來與民主派針鋒相對的口吻。

一個「理解」同日出諸於溫家寶、董建華兩人之口，恐怕不是偶然，看來在23條通過前後，特區當局和香港左派對民主派的策略也有所調整。

問題是，董建華現時已是中央政府的「負資產」。正是因爲這個原本是生金蛋的鵝變成了包袱，連年赤字的中央竟被逼要與香港建立「更密切經貿關係」(CEPA)，令大陸每年少收數十億稅收。

溫家寶離開香港之前，說了一句：「我該說的話都說了。」其弦外之音可能是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已有一條底線，特區應該把握餘下的機會，好自爲之。

外界一直認爲，董建華在任內一定不會被撤換。但如果董建華僅能空談「理解」二字，沒有實際行動化解危機，看來香港沒有甚麼事情是一定不會發生的。

轉自亞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