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美國和加拿大人民是否會聽到孔泉這番款款的慰問，並對此作何感想。但是，作爲一個仍然生活在中國的中國公民，一個仍然過著沒有自由和尊嚴的生活的中國公民，我感到孔泉的這番表達過於奢侈、過於誇張了。孔泉以及孔泉背後的黨和政府，更應當關注的不是美國和加拿大人民，美國和加拿大人民自然有他們的政府爲他們提供服務、爲他們解決困難；孔泉以及孔泉背後的黨和政府，更應當關注的是自己國家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包括公民的生存權。

前不久，在四川成都發生了一個名叫李思怡的三歲女孩在家中被活活餓死的慘劇。居民向警察報告說，旁邊一戶人家中傳出陣陣惡臭。當警察強行打開門時，他們發現一個三歲女孩已腐爛的屍體。門上有她的手指抓過的痕跡。一位政府官員認爲女孩死於乾渴或飢餓。

次日,《成都商報》刊登了李思怡死亡的故事並尋求她失蹤母親的線索。記者很快找到了答案。思怡三十九歲的母親李桂芳，從六月四日起就被警察監管。雖然李桂芳給警察下跪哀求，請他們通知家屬，幫助照顧家中的小孩，但遭到警察粗暴的拒絕。最後，慘案發生了。

派出所在李桂芳二姐家對面，距離不過一百米，但在李桂芳哀求之後沒有警察去通知她。直到十七天之後孩子的屍體被發現。目前，李桂芳還在被拘捕中，她將來有一天應該記住以下這些名字：金堂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值班民警黃小兵、王華麟，城郊派出所轄區刑警隊長、副所長王新，副所長盧曉輝，青白江區公安分局團結村派出所實習警校學員穆羽──她直接和間接地向他們哀求過。世界也應該記住這些名字，他們在家中是普普通通的丈夫和父親，是非常正常的普通人，更可能還是「好人」。記住這些名字不是爲了有朝一日對他們進行報復，記住這些名字是爲了牢記曾經發生過的每一樁罪惡。罪惡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體的人實施的。

李桂芳曾在一個地方鋼鐵廠工作，工廠倒閉之後她就失業了，沒有獲得政府和工廠的任何救濟金。三年前，李懷孕了。她的二個姐妹和兄弟設法說服她去墮胎，但她想要孩子，便生了下來。親戚朋友說不清楚孩子的父親是誰。李桂芳一直靠偷竊商品及仰仗姐姐李德芳和九十二歲的父親的施捨爲生。去年父親去世之後，李的情況更惡化了。據親戚朋友講，李桂芳以去超級市場偷盜牛奶、米和麵條爲生，如有剩餘則拿到街上半價賣掉。爲了從每天悲慘的生活困境中逃脫，她開始吸食海洛因。李桂芳曾因在商場行竊被扣留，兩年前她由於在街上販賣海洛因而被拘捕。她被判了兩年刑，但由於沒人願意承擔對她的女兒的責任而又被釋放了。這一次，悲劇以一種慘絕人寰的方式發生了。

當記者試圖揭露這個事實時，市政府卻不準報紙刊登。警察說這是記者編造的。官員們警告記者說，即使這個事件出現在其他任何報紙上，她也會被解僱。無奈之下，記者把文章張貼到了互聯網上。隨後李思怡的悲慘故事傳遍世界。

《華盛頓郵報》評論說：「李思怡之死是一系列突出中國司法系統缺陷的最新的一個案例。」網絡上一位學者憤怒地質問說：「整件事體現出我們的系統冷酷的本質。這是什麼樣的國家？ 什麼樣的社會?」

在我看來，孔泉應該談論的不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停電事件，而是諸如李思怡事件之類正在中國發生著的慘劇。李思怡之死，不是一個偶然事件，類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著，它的被披露卻是偶然的。同樣，幾個月之前發生的大學生孫志剛被警察拘捕並毆打致死的事件，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淡淡的一抹血痕。學者任不寐寫道：「李思怡走了。一個三歲的小姑娘。我們對她的悲慘的死完全無能爲力，只有默默垂淚，心魂懼裂。任何繁瑣的論證都是愚蠢無良的，是國家及其精神殺害了她。國家又一次凱旋了。我們在這個國土上找不到爲孩子放一朵白花的地方。我祈禱上蒼把這白花放在更多人的心裏，並選擇一個日子讓所有的心靈在那裏彙集。我們將在那片草原上哀悼和懺悔，然後走向天安門廣場，把李思怡在那裏高高舉起。」一個連自己的同胞，連死亡的孩子都不同情的官僚，有什麼資格去同情彼岸的人們所遭受到的一點點生活的不方便呢？作爲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孔泉難道不應該爲李思怡慘案的發生向全世界表示愧疚和懺悔嗎──以他背後那個號稱「三個代表」的黨和政府的名義？

然而，孔泉先生的同情心僅僅是「似乎過於充沛」而已。在面對像李思怡事件這樣的「國恥」時，孔泉要麼死不承認，要麼顧左右而言他，再也不肯表現出一絲一毫的同情心來。同情心與恥辱感緊緊相連，一個沒有恥辱感的人，又怎麼會有同情心呢？我想進一步追問的是，孔泉先生爲什麼不同情那些「六四」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呢？直到今天，「六四」大屠殺已經十四年了，死難者們依然死不瞑目，家屬們依然連公開談論和悼念自己家人的權利都沒有。以丁子霖女士爲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們，不斷遭到安全部門的騷擾、恐嚇、跟蹤和囚禁。殺了人家的孩子，還不許人家哭泣，這是一個多麼具有「同情心」的黨和政府啊！我還想追問的是，孔泉先生爲什麼不同情那些受到殘酷迫害的天主教、基督教的家庭教會信徒和法輪功修煉者們呢？他們中的許多人並沒有做任何違背憲法和法律的事情，僅僅爲了堅持單純的信仰，而被專政機器搞得家破人亡。不僅要管制人的身體，而且還要控制人的心靈，這又是一個具有什麼樣的「同情心」的黨和政府呢？

說到底，孔泉的「同情心」不過是「同情秀」而已。其實，這也怪不得他。既然連李肇星這樣的「當代紅衛兵」都能出任外長，在每個外交場合都強詞奪理、信口雌黃，那麼，作爲外交部發言人的孔泉又能夠好到哪裏去？在這樣一個極權的政權之下，哪一個官員又能夠維持完整的人格和基本的人性呢？

摘自（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