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切合实际的各个开发区更是雨后春?地出现在贫穷而落后的阜阳大地。被征掉土地的农民本来是要到开发区的工厂当工人的，但是这些工厂一直没有大的起色，于是农民们是越来越穷，很多人只好到南方或者江苏浙江去打工。

这些政绩工程的决策者倒一个个成了“功臣”，并且如愿以偿的升了官。修建那些形象工程、样板工程、政绩工程的数亿元的巨款究竟从何处而来？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王怀忠担任亳县县委常委、区委书记时，就有人反映他乱搞男女关系，并且还不按规矩办事。那个时候，当地干部群众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王大胆”。

“王大胆”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极力揣摸领导的心思，迎合上级的心理。上级领导好大喜功，他就大吹特吹，伪造政绩；上级领导要抓典型，他就到处建立闪光点和形象工程。因此，尽管他名声一直不好，却靠着那套善于投机钻营、见风转舵的本领，一再被当做有能力的干部受重用。80年代初他成了全地区最年轻的县长之一，此后又担任县委书记、常务副专员、专员，直至升到阜阳市市委书记和安徽省副省长的高位。

中国大陆的干部考核比较偏重各类经济指标，在经济指标中又过于偏重“表面数据”、“泡沫数据”、“水分数据”。王怀忠等人为追求考核数据上的领先，层层分解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逼得从下至上层层造假，用假数字垒起来的虚假繁荣赢得了省里的表彰重用。而王怀忠为追求表面政绩和建“面子工程”弄的民怨沸腾的事实在考核中却得不到任何体现，掩盖了阜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相。

王怀忠在阜阳当政后，提出“构建工业大走廊，营造外贸大都市”，“赶上海、超合肥”，要把阜阳建成“纵横于京九陇海之上，崛起于华东中原之间的国际大都市”。当时这个口号让许多干部都感觉到不可思议，但是一些“伯乐”们面对王的雄心是一片喊好声。并且还四处表扬王“有韬略、有壮志”。

后来，王怀忠大搞数字游戏，导演了一场上世纪90年代的“大跃进”：“九五”期间，阜阳市年均GDP增长只有4.7％，但上报却高达22％。2002年的阜阳市挤干水分后GDP才209亿元，财政收入仅17.8亿元，人均收入全省倒数第一。而早在1997年，阜阳市上报全市GDP总量高达400亿元，跃居全省第一，财政收入近30亿元。

然而吹牛是要上税的，每年阜阳市的财政空转都要上缴22.5％的税费，1997年仅此一项就损失1300万元。

“数字经济”导致全市县市区、乡镇债台高筑。1998年至2000年，阜阳经济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2000年阜阳GDP负增长7.9％，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这些表面文章和做假做得最好，也让王最为赏识的就是阜阳地区下属的国家级贫困县──颍上县。

该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是王怀忠的“得意门生”兼心腹。张在颍上期间就有不少人民来信告他。但是王怀忠一直以张是个有能力的干将而一直压制着阜阳和省里的有关部门对张华琪进行立案侦查。

2002年的时候，在王的关心下，张华琪还“荣升”为阜阳市委秘书长。原因还是张在颍上是干出了大成绩的人。颍上许多为阜阳为安徽争光的“工程”都是在张华琪的领导下完工的。

王能当上副省长，其实也或多或少和这些工程有点关系。这些所谓的“工程”就有该县谢桥镇的张庄公园和县城南边的南湖公园。这两个公园现在已经先后投资近8000万元人民币。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这两个公园先后被联合国世界环保组织评为“全球500佳”。

这两个500佳的出现，不但为安徽争了光，同时也让主持这两项工程的两个小人物升了官。其中一个张某原来是张庄的村支书，后来就是因为其中一个“500佳”而平步青云。直到颍上县县长和县人大主任和全国人大代表。

10多年间，中共两代领导人中，有数个光临和视察过这两个“500佳”。为了赶上和超过这两个“500佳”，颍上好几个乡镇在镇上设立了公园。有的甚至还搞起了让全国大城市的动物园都自愧不如的大型动物园，并且还美其名曰“生态园”。

不过这些生态园一个也没有为地方创造出太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倒是让人“吃惊”。全国每年都有上十万人次的人来该县参观取经。门票当然是不可能要的，因为那样一来让人感觉到安徽和颍上人太过于小气。而这些生态园的投资和日常开支倒让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穷县不堪重负。

颍上县地处淮北平原，是战国名丞管仲故里，下辖三十一个乡镇，农业大县，人口100多万，外出打工人口就有30多万，是安徽乃至全国闻名的“劳力输出大县”。因为该县有三份之二的地方属于淮河泄洪区；每到淮河发大水的时候，国家都要在这些地方开坝放水来减轻江苏和浙江地区洪水的威胁。

中国政府这为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长江中下游那块富饶的土地；但受开坝放水所累，颍上县和周边几个县的农民的土地和家园常常陷于滔滔的洪水中，全县农民的人均收入上报数只有1200元人民币一年。有知情人甚至认为，真正的数字应该比这个数字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