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当时我家是在西北农村，那里地处两个大沙漠中间，交通不便利，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全村连初中生都找不出几个，最见过世面的也就是两三个在外县厂矿当工人、或者在部队里开汽车的军人了；农村的生活也很单调、枯燥，我能看到、听到的或者我身边发生的事，都是非常的简单、平庸，简单到连写作文都想不出甚么题目来。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那里的孩子甚至绝大多数成年人对大城市、对知识份子、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然，应该可以说，由于地处偏僻，相比之下在历次中共的整人运动中我们那里也是受影响较小的地区之一。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幸运地挺过了由中共制造的全国性粮食灾荒。我的童年是幸福和无忧无虑的，爷爷、爸爸、妈妈都是非常善良、朴实、忠厚的农民，尽管我的成长伴随著他们的更多饥饿和生活的更加艰难。我在小时候倍受长辈的喜爱，因为我的最大特点就是老实、听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邻居的叔叔、婶婶们也经常夸我聪明、有出息。在学校里，由于学习成绩好，而且守纪律，我被当成了「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先进典型。同时，也是由于听话和单纯这一特点，我幼稚的心灵就像一张本来洁白的纸，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上面肆意涂画和污染，让仇恨和恐惧占据和笼罩了我的精神世界。从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边远地区长大的孩子身上，对中共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和人性扭曲所达到的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可见一斑。
「长大了干革命」
七岁的时候，我开始上一年级。头一天报到，领到了新课本，回家后我急切地想让妈妈教识字。没想到，妈妈说她是文盲，不识字，真让我难过。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妈妈有点不忍心，说那就在书里找一找吧，兴许能找出几个认得的。果然，第一课的字妈妈全认识，她说是「毛主席万岁」。后来，等我学会了这几个字后，我发现这几个字哪里都有，农村里只要是能算得上是墙的地方，都刻著或者用白灰泥刷著这样的标语。妈妈还认出了其它几篇课文中的头一个字，然后能猜出这个字后面的一整句话，因为这句话的字数和书上那句话的字数正好一样。至今我还记得，第二课也只有一句话，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其实，大部份课文都是当时的一句口号，政治口号。至于政治口号里真正讲的是甚么，我那时候根本不懂，有的口号连老师也讲不明白，就说，等你们长大了就理解了。
我的勤奋和在功课上的出色表现经常使带课老师很高兴。还在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师当著另一位老师的面夸奖了我一番，听完后，那位老师对我说，「嗯，真是个好孩子！将来长大了，想干甚么呀？」我不加思索但却自信的回答说：「干革命！」我干脆响亮的回答让两个老师惊讶不已，楞过神后，那位老师连声说，「不简单！不简单！小小年纪就懂得长大了要干革命！真不简单！」从两位老师的表情上看得出来，他们真的被我的回答感动了。尽管「长大了要干革命」的说法是学校老师教给学生的，可也许对 「干革命」到底是要做甚么连老师们自己也不清楚，给学生教这句口号只是完成一下教学任务而已，然而当这句公式般的套话被一个天真无邪、表现良好的学生所重复时，这些同样天真的老师们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革命」的认识还不到位，还有差距，他们对「革命」的忠实程度还赶不上自己的一个学生，因此他们可能感到自己的「革命」觉悟受到了某种刺激和挑战。后来这个故事作为「佳话」在学校里传开，也传到了家长的耳朵里。正是这个出乎意料的传开，让我从当初受到表扬的飘飘然中渐渐清醒，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越来越为自己的回答感到荒谬和羞耻，甚么是「干革命」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一句真实的谎言。虽然我所说的话是我当初真实的想法，可是这个思想并不真正属于我，我以一种真实的方式欺骗和愚弄了老师以及所有听到这个美丽谎言的乡亲，而无形中抬高了自己。
「忆苦思甜」
大约在三年级的某一天快放学的时候，突然语文老师心急火燎地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第二天上面要来人检查学校的「忆苦思甜教育」情况，学校选定让检查组到我们班听课，课堂内容是，老师提问、学生回答关于解放前地主剥削农民的各种问题，学生必须踊跃回答、回答正确无误。语文老师说，有几十个预定的问题要问，都有标准答案，但是，有的问题和答案他也不太懂是甚么意思。你的记忆力好，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要把答案背得滚瓜烂熟，回答提问时要做到脱口而出，准确无误，千万不能张冠李戴，答非所问，否则就漏馅了，发现我们是死记硬背的。一贯听话的我理解老师的苦衷，第二天果然表现得无可挑剔，可是，整个课堂却变成了「一言堂」，老师提问后，除了我对答如流之外，没有一个同学能明白这些与课本上教学内容毫不相干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简直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的「天才」，每个问题几乎在老师问完的同时我就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为了做得不太过分，对个别简单一点的问题老师不得不叫起一个没有举手的同学，不让我作答，我自己也有点难堪。当时课堂上的问题和答案，我在完成任务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一个词我一直记得，说地主剥削农民时「放高利贷」。甚么是「高利贷」，老师也说不太清，我也没听明白。那时候，我家里总共也就有几元钱，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连「银行」的概念都没有，更谈不上知道「利息」、「贷款」之类的事。下课后，一位检查组的外校老师从教室后面听课的座位走过来，带著几分欣赏的口吻、很和气地对我说，你真是个好学生，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的？我无言以对，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充满了羞愧。不管我平时的表现怎么好，拿多少个奖状，今天的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在作假、演戏，尽管完成了老师的任务，帮助学校应付了检查，我却没有丝毫的喜悦感。我第一次感受到政治的荒唐和对我的伤害。
紧接著，一场轰轰烈烈的「忆苦思甜」运动在学校展开， 十岁左右的孩子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所以上面要我们通过接受「忆苦思甜」教育，控诉黑暗的旧社会，更加热爱新社会，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坚定跟著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还说有人想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决不答应。每一个学生要求写出自己家长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史」以及今天如何在社会主义新社会当家做了主人，过著「比蜜甜」的幸福生活。其实，当时家家都是穷得叮当响，但毕竟说是人民公社制，人人平等了，家家有地种了，没有地主剥削了，穷是穷，自己当家作主了，穷也认了，穷也光荣，越穷越有革命意志，越穷越能说明自己是无产阶级，思想越没政治问题。在没有甚么太多夸耀新社会幸福生活的情况下，只好借助于对比法来说明问题，谁家旧社会更穷，谁家越能证明新社会好。不过在当时，我小小年纪是不可能明确意识到这里边有对比法在起著作用，只是无条件地接受了老师的说法，反正谁家最穷就最光荣。每户农民家都有个阶级成分，是共产党执政后根据这家在国民党执政时期的经济状况确定划分的，从地主、富农、中农，到贫农，最穷的是雇农，共产党给我们家定的是贫农成分。我们班上同学里最「光荣」的家庭成分就是贫农了，可我还是觉得不满意，不是最穷的也就不是最好的，我们家要是雇农成分不就更光荣了吗？回家后，我问爷爷，为甚么我们家在旧社会不是雇农、是雇农该多好啊！爷爷听了我的话，脸色沉了下来，没有说话。我意识到自己的话让爷爷不高兴了，也就作罢。但是，我想通过自己家人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来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一个好学生就是要把老师交给的每件事都做得最好。我听别人讲我爷爷在从前是给地主家打长工的，就缠著大人问，甚么是长工、短工，哪个受剥削严重，我得到的答复好像都有点不那么中肯，我就直接去问爷爷，在旧社会地主到底是怎么剥削他的。爷爷只是说他是拉骆驼的，拉骆驼走几千里路到过长安城，也见过世面，就是太辛苦。可是我想，拉骆驼也不能证明我们村里的地主有多么坏呀，爷爷怎么就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道理呢！算了，不说也罢，不说我就从书上抄，反正歌颂新中国肯定是正确的。于是，我就从一本记不清是哪里找来的书里抄了一些说长工如何悲惨的句子，硬是塞进了我的作文，还在学校里举行的「忆苦思甜」会上发了言，并且受到了老师的公开表扬。事后，我却发现爷爷不仅对我努力取得的成绩不以为然，还有些不高兴。我想爷爷不高兴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一再追问。爷爷若有所思地说，「孩子，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回事啊！能到人家家里干活就不会饿肚子啊，他们家对人不错的。」天哪，我都听到些甚么，这要让别人听到了还了得，这不等于在为地主说好话吗！我被爷爷的话震住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提起这些地主呀、长工呀之类的话题，也不再乱写这样的故事。可是，我还是更相信老师的话，老师说地主是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哪怕我们村的地主不那么坏，总有坏的吧，至少四川的刘文彩肯定是个坏地主，要不怎么会被共产党枪毙了呢。提起刘文彩，我想补充一句，三十年后也就是2003年的某一天，在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共产党投入监狱服刑期间，同监舍的一个服刑人员对我讲，他曾读过一篇报告文学，说刘文彩的许多所谓罪大恶极的事都是共产党当年编造的，甚么水牢、地牢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绝密事件」
无论小学生还是中学生，经常要集体唱歌、喊口号。唱歌的要点主要是整齐，音量是第二位的。我上学时唱过的歌基本上清一色的政治歌曲，即关于共产党的颂歌或者是诸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呀，就是好噢，就噢噢是好！」之类的。喊口号的要点有点不同，不太齐不要紧的，关键是要扯开嗓子，嗓门越高越好，最好是能让别人听出来自己的声音是第一响、能把别人的声音压下去的那种，那个气势有点像共产党拍的电影里头共产党员在英勇就义时、倒在国民党或者日本兵的枪下前、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竭尽全力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或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那样。然而，上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此后一喊口号就头皮发紧、满身起鸡皮疙瘩。
1976年中共中央的「四人帮」被中共中央的其他人打倒后，我们学校的学生大规模的集中喊了一批口号，主要是「打倒XXX」之类的惯用型。要一口气喊这么多不知为何物的XXX，对于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来说，简直是太为难了。好在那一年因为中央的几个头头死了，所以村头高架在木杆子上的大喇叭过一段时间就要播出一大堆的名字，有些名字听到的次数多一些，也就有点耳熟。但也恰恰是这一点险些把我给害了。有一天，我在喊口号时，有点心不在焉，结果把「四人帮」中的一个XXX错喊成了另外一个把「四人帮」打倒的XXX了！天哪，我怎么能出这样的错呢！我当时立即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头晕目眩。
这可不是闹著玩的，是有前车之鉴的。就在一年前，中共中央在搞甚么翻案风，我们学校的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也是学校里最大的学生干部，据说是因为在学校的与中央「翻案风」运动相关的一次会议发言中念错了一句话，结果被立即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全公社特别为此召开批斗大会，台下是黑压压的被集合到广场的各村村民，台上一边远远看见那个同学被绳子绑著，低弯著腰，浑身疼得打哆嗦，台上中间有人在念著激昂的批斗词。想起高班同学的遭遇，联想到自己喊错了口号，吓得我几天神情有点恍惚，成天提心吊胆的，不敢说话，全部心思和敏感的神经用来暗自观察别人是否会盯著我，是否用异样的眼神瞅我， 尽管我在诚惶诚恐的压抑中逐渐发现其实当时连老师带学生没有几个人能搞得清这些中央的XXX们到底谁是谁，是个甚么货色，但在政治至上的年代里，我还是生怕哪天一不小心自己把这个「绝密事件」从嘴边泄漏出去，于是花很大气力把它深深埋葬在记忆中。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对除了我自己之外的其他人讲出这件事来，说到这里，我又多了一种轻松，因为我从记忆中把这种荒唐的恐惧清除掉了。
「友谊瓜」？「反修瓜」？
中共的斗争和恐怖哲学无数次把全国的民众推入浩劫之中，不仅是人的善良本性被扭曲，甚至连一草一木都被强迫生活在仇恨的海洋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整人、整事运动也许发生在我懂事之前，搞得有多么荒唐，多么轰轰烈烈，我不清楚。但是，这样的历史肯定也在我的家乡发生过。我的家乡不光是人有阶级差别，连动物、植物也有阶级性。
我的家乡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日光充足，日照时间长，适合各种瓜类生长，瓜也特别的甜。我们那里有一种西瓜（当然也是普通的西瓜，哪儿都能见到的），瓜皮上有由浅绿色和墨绿色相间的花纹，瓜籽很碎小，上面有浅棕色和深褐色组成的花纹，这种瓜在我们老家产的西瓜中是最甜的，也许是这个原因，它被赋于了特殊的使命，也具有了阶级性。这种瓜自打我小时候记事起，就知道叫「友谊瓜」，到底这名字怎么来的，是甚么意思，我从来也不清楚。可是有一天，大概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吧（我当时也不懂得去记这个年代），突然不让叫「友谊瓜」的名字了，公社上级传达下来说，这种瓜以后就改名叫「反修瓜」了。我隐隐约约的记得一点，说是苏联背叛中国了，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了，所以瓜就改名字了。至于苏联变修跟我家的西瓜有甚么瓜葛，对我一直是个谜。父母亲当时神情严肃地对我再三叮嘱，可不能再叫出」友谊瓜」三个字了。我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因为我懂得，把「反修瓜」叫成「友谊瓜」的性质是严重的，弄不好就是「反革命」呢!尽管有了这样的「觉悟」，在后来我还是叫错过，倒是没有人追究我甚么，但通过强烈的自我批评，我还是没有再让「友谊瓜」三个字出过口，当然，我也同样没有说出过「反修瓜」这种滑稽、荒唐、不伦不类的词，西瓜又不会说话，它能反甚么苏修!再说，反不反修正主义，跟吃瓜也扯不上啊!
「红蚂蚁」与「黑蚂蚁」
我们那里缺水，除非刚下过雨，外面的地上总是干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大部份时间是坐在外面的地上玩的，最熟悉的就是地上的浮土、草芽和小昆虫。而对地上跑的小昆虫最熟悉的就属那七、八毫米长短的红蚂蚁和黑蚂蚁了。同样大小的红蚂蚁身体看上去比黑蚂蚁弱一些，跑起来也慢，红蚂蚁温顺，不轻易咬人，即使咬人也不疼，黑蚂蚁就不同了，看上去猛得多，不仅体格健壮，跑得快，反应快，不容易逮得住，而且逮住了还使劲咬人，别看它的一对儿牙看上去长得不大，咬起来还让人生疼生疼的。红蚂蚁和黑蚂蚁有不同的窝，即使跑在了一起也是各忙各的，各走各的，相安无事，我倒是从没看见过红蚂蚁和黑蚂蚁打架，可是不知从甚么时候起， 这样两种小生灵，就被人赋予了阶级性，我们那里的大人、小孩都知道，红蚂蚁叫「中国蚂蚁」，是好的，黑蚂蚁叫「美国蚂蚁」，是坏的。虽然，黑蚂蚁是美国的，是坏人的蚂蚁，小孩子一般也不会去乱踩，倒不是出于对小生灵的怜悯心，而是黑蚂蚁太厉害，惹了它它会咬人的。听起来像笑话，可我自己却笑不起来，在我们小小的年纪里，在我们对事物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这种红黑分别与其好坏意义的灌输、接受、认同，潜移默化地使我们在发育早期就形成了观念，这个观念被铺垫在我们意识的深处，成为成长过程中日后判断和鉴别其他事物好坏的基本前提和标准，对我们以后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有了这样的判断标准和以后类似的强化教育，我们的脑子里形成了牢固的认识，只要美国支持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因为美国支持的一定是错误的、反动的，只要美国反对的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就一定要拥护。当然，这只是第一反应的感性认识，如果美国反对或支持的和中国的态度一致的话，还要用「理性」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因为美帝国主义也有其具有欺骗性的一面，到底是甚么正确、错误，那还是要听共产党具体怎么说。美国你可千万别给中国提意见，提了就是「说三道四」、「别有用心」、「反华势力」。
「美国的天不是黑的」
在儿时就被共产党洗脑后培植的仇恨土壤里，种下的是仇恨的种子，并被不断地浇灌著仇恨，长出来的果实是甚么，可想而知。我是家乡里少有的能够出来见世面的人，因为我上了大学，到了大城市，有机会知道真实情况。然而，身在中国是逃不出这个洗脑环境的。一切人类文化的载体都被中共洗劫，历史被篡改，到处充斥著谎言，新闻媒介被全部操控，人们完全生活在精神被奴役的社会中。
1992年我参加一项从美国引进技术的工程项目，作为中方工程师和6人团队的英语翻译，去了一趟美国。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从小我就以黑蚂蚁来认同的、中国的敌对国家。那时候，我单位能到美国看看的同事还不多，回国后，同事和朋友们一起聚餐，要我好好讲一讲美国是甚么样、我对美国最深刻的印象是甚么。我想了想，讲出了我心里最特殊、最真切的感受。我说：「美国的天不是黑的」。一句话把他们说楞了。我只好接著解释说道，从小时候直到去美国之前，我一直以为美国的天是黑的，就像黑夜那样漆黑。因为好像从知道有个美国开始，我所得到的所有关于美国的描述都与黑暗有关，所以只要我想到美国，脑海里的形象就是黑夜。虽然我也曾经想过，也从道理上知道，地球是自转的，太阳总是要转到那一边的，而且美国也不可能天天是阴天，总是能见到晴天的。可是我总也改变不了这种黑色的形象。这次亲自去了美国，亲眼看见那里阳光明媚，蓝天白云，我才觉得美国并不是黑的。
听完我的叙述，朋友们笑得前仰后合的，有的把肚子都笑疼了。看到他们的反应，我的心头涌上一股酸楚。是啊，我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是堂堂工程师了，怎么还有如此可笑的认识呢！是很可笑，但是我一点都笑不起来。我脑子里的这些荒谬认识不都是共产党给灌输的吗？不都是因为「长在红旗下」的「优越性」造成的吗？谁觉得可笑就笑吧，笑过了大家也清醒了，共产党都把人愚弄到何种地步了！想笑就笑吧，不过呢，其实不管谁笑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谁的思想没被共产党污染过？我们的思想中有多少共产党的毒素要肃清啊！
后记/「北京之春」
前面讲的都是我小时候的事、过去的事，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边远农村孩子所受共产党洗脑的影响。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毒素危害之广真是令人骇然。说到这里，我想再提一下前几天发生的事。
《大纪元时报》登出「九评共产党」系列宏文后，又在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第一次研讨会，其中，盛雪女士的精彩讲演（大纪元网站有专访报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特别讲到了共产党的恐怖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研讨会结束后，我走出教室，发现走廊里在售书，有一张桌子上整齐地摆放著一排连续几期的杂志。当杂志的刊名《北京之春》四个字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的心「格登」一下突然狂跳起来，我被这四个字吓了一跳。为甚么会这样？这四个字怎么了？我闪在一边，仔细地回想了一下，才找到原因。原来很多很多年前，中共中央的宣传机器猛烈地攻击过，说《北京之春》反华。我的这种反应不正说明中共的毒素仍然在起著作用吗？我看到「北京之春」四个字时还没有想清楚它是甚么前，就已经开始紧张了，这不就是对中共的恐惧吗？扪心自问，难道我真的怕中共甚么吗？不是的。从理性上看，我根本就不怕它甚么，但是，我的思维中还有中共强加给的恐惧因素存在。中共不仅用屠刀和血腥来制造人对它的恐惧，也把形形色色的词汇加上「恐怖」的内涵灌输给人使人产生恐惧。中国人在听到别人议论共产党不喜欢的言论时，往往会善意地制止说：「瞧，你可真够反动的！」「反动」一词的恐怖内涵几乎使每个中国人都谈虎色变。因为如果中共觉得谁「反动」了，谁的身家性命可就危险了。甚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华」等等这类的恐怖词，多了去了。中共还在不同的时期给不同的词汇加上恐怖色彩，使它们变成禁忌词。例如，在1989 年六四发生之后的一段军管时期，谁要谈论「反腐败」、「民主」、「自由」、「民运」、「人权」、「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话题，就得特别小心。1999年7 月20日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你要是使用「法轮功」、「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炼功」、「圆满」、「上访」、「人权」等术语，最好先看看周围有没有便衣。共产党还造出许多词汇制造恐惧，甚么「藏独」、「台独」之类的，让人望而生畏。看来，我们有必要把被共产党污染了词汇进行净化和清洗，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彻底肃清共产党的毒素，让我们的思想真正干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