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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怎麼還沒垮!中國經濟的唯一奇蹟(圖)
 
2004年4月25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大紀元記者王敬雅整理報導,臺灣本週名家系列演講中,由張清溪教授主講「臺灣整體的經濟趨勢與中國大陸經濟真相」,在整個演講中張教授從各個角度去分析中國大陸的現況,以期能讓大家了解到中國大陸所潛在的危機及在最終崩潰中,能夠減少損失。

張教授在論臺灣經濟時表示,由於對大陸的投資累積到現在佔臺灣每年的GDP值百分之五十,在此高比例下,對臺灣沒有影響是不可能的,也因此臺灣經濟和大陸經濟是不可分開的。在過去四年中,臺灣的失業率偏高以及在2001年經濟的負成長,分析了世界趨勢以及由於貨幣幣值的改變,使得與中國大陸的差異由幾倍增加到20倍,也促使了許多工廠外移至中國大陸。另外,科技進步的飛快,使得產業一直在調整,造成失業率的增加,這部分,也是產業結構轉型中的必然過程。

最近各個調查報告和各方說法都顯示,臺灣目前的經濟整體成果皆名列亞洲前茅,而針對在2001年經濟的負成長率,因爲一個國家的政權在政黨轉移的輪換中,必定需要經過一番的清理,也因此經濟的負成長是必然,如當年新加坡雖無政黨轉移,其經濟卻也呈現負成長,所以看問題不能只看表象。

張教授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有兩派的說法,一爲磁吸效應,意即中國由於廣大的廉價勞工如同一塊大磁鐵般吸引大家不斷進入;另一個是崩潰效應,也是接下來所主要論述的重點。

從表象看中國在1978年開放後,直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使得外資投資減少,過程中都不斷的成長,直到1997年的金融風暴仍一枝獨秀,中國召開16大之前曾說只要中國沒有太大的事情發生,中國的綜合實力將會在2015年超過日本而成爲全世界第二。

但是從總體的經濟問題上而言,雖有人說如果中國要崩潰早就崩潰,但從蘇聯的突然崩潰爲例說明共產國家的崩潰之不可預知性。因在1980年曾有人提出10年後蘇聯將超越美國,甚至有經濟學大師在1960年代的論點中都曾大肆讚美共產主義,而當初沒有人預料到蘇聯會突然解體。當初的蘇聯也是控制的相當嚴,沒有因此而阻止崩潰的發生。反觀經濟根基腐化到某程度下,即使中國控制得再嚴格,一樣不能避免經濟崩潰的出現。即使是賣土地都不能解決嚴重的銀行呆帳問題,因爲大多數的農人都很窮,生活都成問題的情況下,更不用說有錢買土地。跨國企業紛紛前往或是各國的投資,除了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工廠外,更重要的是希望他成爲消費者而成爲一個廣大的市場,但是在大多人皆貧困下,往往只能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總體而言將中國經濟分後期與前期。後期成長值皆是造假,因爲與臺、日、韓相比較,在經濟剛開始發展的過程中,並不會特別高。加上近幾年的GDP值累加爲+24.7百分比,而能源使用卻是-12.8百分比,但依常理能源使用成長率一定大於GDP值,表示一定有一個數值是計算錯誤;加上中國官方自己也承認這幾年的農村並無成長,在農村佔總體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情況下,若要GDP值年成長十多百分比,必須城鎮成長三十多百分比才能達到,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一個問題是任務分配成長率,比方廣東10百分比,上海12百分比,若達不到則官員就地免職,以致於在2001年除雲南外所有的省分其成長率皆大於中央,到了2002年連雲南都大於中央,而被稱之爲「數字出官,官出數字」。

成長前期也是災難,由1983年的「撥改貸」,就是向政府借錢轉而向銀行貸款,但是貸款人的條件即使達不到要求,也會由政府介入要求要貸款給人民,造成國營企業實質上扮演小政府的功能,因爲政府的不合理介入使得底下的人也會學習榜樣而利用權限做不法之事,從大鍋飯的共產制度中走過來的人民普遍還錢概念不高,使得每年呆帳近五成。放款額一般爲資本額20倍才會賺錢,即使以10倍計算,銀行也每年虧損資本額的5倍之多,不垮才怪!

而且地方財政自主性高,在共產制度下物資缺乏時,手表、電視機、自行車等所謂高檔貨供不應求,造成投資一窩蜂,雖是積極招商,由於政府的插入使得「吃完財政吃銀行」,因爲政府不是以預估算實質效益爲基準,造成投資浪費。不計盈虧的投資在地方主義的自我保護下更爲嚴重,如上海不準湖南制的車到上海,成爲計程車掛牌,而湖南也會以牙還牙。

資源浪費的一個例子是西安有全世界最大的自行車製造工廠,500萬輛賣不出去,而且西安人都只騎上海制的車,因西安制的車被形容爲「只要多看一眼就會垮掉」卻仍在製造,負責人說:他們還有8萬7千個工人要以此過活。中國經濟的唯一奇蹟是:它怎麼還沒垮!

比方7百分比的存貨,實質上數字的含意是有4百分比是賣不掉的東西。Gini的數值在0到一之間,一般認爲到0.4以上社會就已經不穩定,但是中國的數值卻高達0.59;而中國的城鎮失業率數值官方公佈爲3.6百分比,加上下崗工人以及農村失業等計算結果應爲33.4百分比,高的驚人的驚愕聲中指出若在一般國家早就跨了。

政府腐敗也是一項重大因素,何清漣提出中國已由個人貪污到組織貪污,發展爲制度貪污。因此雖然各國皆有貪官,但是一般的情況下只要將貪污者法辦即能解決,但中國的貪污制度化已經不是抓一兩個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以2000年爲例有10萬件的農人暴動事件發生,卻因爲消息的封鎖讓大家都矇在鼓裏,但隱藏的危機仍持續增加中。而共產制度的影響下,產權不清更使得中國的天然資產迅速浪費消耗殆盡,諸如森林河川因不屬於任何人,在沒有考慮到自然生態的平衡下隨意砍伐使用。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以一鄉爲例,收入每年稅收550萬但卻欠債4700萬,光利息支付每年就入不敷出,該鄉的財政早就垮了。

中國統治者合法性的喪失也是因素之一,最初的共產主義皆是無產階級當政,如今個個都是家財萬貫,唯一的理由就是帶領中國發展,維持保七保八的經濟成長。

楊小凱提出經濟改革只是憲政轉軌的一環。由政治體制往下制訂經濟體制到經濟政策,由上往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中國錯失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的改革機會,到如今所做的都只是從最下面的經濟政策具體事項,因此稱爲後發劣勢。中國經濟能支撐到今天因爲他有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加上外資的投入以及封閉的金融體系,使的金錢只能在國內流通沒有地方去,並說明有人預測中國將在十年內崩潰是基於加入WTO後,金融銀行將一步步開放,當外國銀行能到中國建立銀行後,中國人發現國內銀行已被淘空就會將錢領出轉存到外國銀行,中國經濟就會因此崩潰。

另外,張教授準備了一隻5分鐘的「天安門自焚真象」帶讓與會者觀賞,指出中國在天安門都能製造如此的騙局,還有什麼是做不出來的。

以下是與與會者的互動

有人提出針對中國經濟的疑問,張教授說明判斷經濟成長以國家介入的程度爲標準,經濟改革有漸進改革和休克療法兩種。中國在1989年就失去了漸進改革的發展,這也是爲什麼中國經濟即使不行也會有一段時間的風光。並說明真正影響臺灣的經濟是「那邊的問題我們看不見」,卻一股腦的去投資。而外國雖也有公司投資,但其中心都不會只有放在中國大陸,即使中國垮了也不會有太大影響,但中國一旦崩潰對臺灣所帶來的影響,臺灣勢必會經過一個很強的陣痛期,但過後就不會有事,因爲臺灣經濟的發展本來就不是靠中國,沒有他我們也是活的好好的。他說,一個國家只要政府放手經濟就會好轉,經濟的發展是靠人民而非政府,政府所提供的是一個良好的環境,只需插手國防、司法、教育和公共建設即可。

問,「如何的帶動才會使經濟上揚?股票上揚代表的意義?以及是否會泡沫化?」
張教授說,若是財政金融不夠理智的操作就可能導致泡沫化,但如果基點是正的方向,即使泡沫化也不一定就是壞事,只要基礎的東西很穩固,對經濟市場都是有利的。而股票上揚只是一種表象,其背後因素有很多,過渡的膨脹勢必會下跌。

以基本面而言經濟是靠買賣,只要有買有賣都是好的方向,光論加入WTO而言,增加自由貿易就是增加經濟領圖,這方面而言,臺灣和大陸是非常好的利益關係,關鍵是在產能過剩以及通貨緊縮。在發展、投資過程中都是由政府主導而不考慮真正的成本效益。當今用了很多原料材料卻只怕產生新的呆帳。經濟的果實不能普及到所有人是中國存在的一項問題,如果將貧富差距減少那將會大大改善現況,而且中國農民的負擔在費不在稅。提出若要投資,則建議是以在中國國內供出口,銷至國外的方式,因爲一般投資的物品國內的人沒錢,買不起,有錢的人又看不起,都是出國買。

針對臺灣農業和中國的比較,在加入WTO後對兩邊的農業都有相當大的影響,臺灣農民只佔3至6百分比,而中國卻是六七十。相比於中國,臺灣主要都不是靠農業收入,雖然臺灣的所有農會信用部都是破產的,但對整個臺灣沒有影響,這是一個很大的差異。

臺灣的中產階級的影響力會致使國家改革朝向更民主,但是中國卻不存在中產階級效應,不會對中國政府有所衝擊,因爲據中國官方資料,全中國有500萬的千萬富豪,其中九成有黨政軍背景,在這種情況下只會發生官官相護的情景。以百事可樂爲例,雖有遠見的在簽署書中說明若發生糾紛將到國際法庭審理,但是當事情發生,且在國際法庭一定可勝訴的情況下,卻寧可選擇離開中國,因爲即使法官判決後還是要交由中國的法院辦理,重點是對中國的司法完全不信任。

在社區大學的演講中,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也到場聆聽演講,並回應自己曾到中國參觀的經驗,看許多國民事業卻都非常差。並對臺灣的外匯存底增加至2千多億,對臺灣的意義提出疑問。

張教授說明,臺灣因爲有中國的威脅所以外匯比一般多,外匯存底高表示出口旺盛經濟好,但也不用過高。

一位社區大學老師則對失業率頗有感觸的指出,自己曾到俄國留學2年,在那裏體驗過什麼是真正的貧窮,因爲俄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失業率,所以他常會告訴自己身在臺灣真的很幸福。一位老師也指出他的很多朋友在中國投資,最大的問題就是朝令夕改。

部份來賓也當場以身說法,講明自己家人在中國投資的遭遇,即使賺錢卻從此以後不斷有人上門來要錢,自己像是提款機一樣,以前在臺灣像老虎,回來後比老鼠還怕。

張教授最後指出,其實臺灣政府最應做的事,是將投資中國的危險性告訴大家,而不是表面上的戒急用忍,當大家知道危險性後要怎麼做那就是個人的選擇。

會後一位從事半導體的劉先生說,他的公司因爲對中國的體制存在疑慮,所以仍在觀望中,聽了張教授的演講後更加了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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