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局對蔣彥永家「嚴防死守」

餘傑寫道：二 ○○四年春天，我多次與蔣彥永醫生會面。他家住在一個軍隊大院內，前去探訪不太容易。在他所寫的爲「六．四」正名的信件傳播開來之後，中共高層頗爲惱怒，雖不敢明目張膽的迫害之，卻採取種種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原來大院的門衛是普通士兵，近期卻換上了一名中校級的軍官率領若干士兵「嚴防死守」，對去蔣醫生家的來客嚴加盤問、登記造冊。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會面多選擇在某醫院附近。一般都是蔣醫生到某醫院參加會診的時候，抽間隙時間出來與我匆匆交談一會兒。有一次，爲了避免中共耳目的監控，蔣醫生沒有向院方要車，而是自己乘坐一輛出租車，穿越大半個北京城來到我的家中。在幾次談話中，蔣醫生反覆鼓勵我堅持說真話，努力做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並希望年輕一代不要忘卻天安門慘案，不要放棄對真理和自由的追求。

● 爲「六四」正名震撼中共高層

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蔣彥永就寫過一封要求爲「六．四」正名的信件，但當時他的名聲還僅僅限於專業領域，尚且「人微言輕」，加之互聯網還不發達，中共對此信息進行嚴密的封鎖，因此那封信件沒有在公共領域引發廣泛的關注和震撼。

而在今年三月，蔣彥永再次爲了一封爲「六．四」正名的信件，這封信立即成爲海內外爭相傳誦的正義檄文。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蔣彥永在去年薩斯肆虐期間站出來揭穿中共謊言，被《時代週刊》譽爲「一位醫生的一句真話拯救了一個國家」，也被《亞洲週刊》評爲年度風雲人物，成爲這個本已沒有英雄的時代裏最受尊重的英雄，也成爲這個道德淪喪的國度裏最具道義力量的良心。蔣醫生對我說：「我在薩斯事件中積累了巨大的資源，我要把這些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我必須要爲那些天安門死難者和他們的家屬說幾句話，做一點事。」在去年年底我們的第一次會兒中，他就明確的作出了這樣的表白。因此，以蔣彥永今天的身份來談論「六．四」，頗有「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效應。

餘傑寫道：其次，這封信件在互聯網上得到了最廣泛的流傳。二○○四年，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爲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網絡大國，上網人數達到了八千萬以上。蔣彥永的信件是如何流傳到網絡上的，尚不得而知，但蔣本人非常看重網絡的力量。在薩斯事件中，他就深切感受到了網絡已經成爲「自由的先聲」；而這封爲「六．四」正名的信件「也正是通過網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傳播。目前，中共依然對傳統媒體實行嚴密的控制，當年最早報導薩斯信息的《南方都市報》就遭到了瘋狂的報復，多名重要領導人被以經濟罪名判處重刑：今年以來，在傳統媒體（包括報紙、雜誌、電視、廣播和出版物等）上根本看不到與這封信件以及「六．四」事件有關的任何信息，但這封信卻在各個階層的中國民衆中廣泛流傳，這不能不說是網絡的功勞。

人們和中共都看到，江綿恆爲首的攻關小組，投入鉅資企圖實現對網絡的有效控制根本無法奏效。

餘傑寫道：第三，這封信件通過李銳真正送達中共最高層手中。蔣醫生告訴我，原中組部副部長，中共黨內開明派元老李銳，通過中組部的渠道將這封信送抵中共最高層。這封信件的題頭明確指出是寫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及副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員、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的，藉助李銳的力量，它至少是送達了以上大部分入手中。另外，蔣醫生還通過自己的渠道把這封信件送給了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吳儀在薩斯之後兼任衛生部部長，主管衛生工作。當然，不出大家所料，迄今爲止沒有任何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信作出任何響應，但他們都無法繼續實行「駝鳥政策」，否認這封信的存在，也無法擺脫這封信所激起的強大波瀾對他們的猛烈衝擊。

江澤民這個六四最大的受益者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注意，儘管江在十六大時命令九常委：不許給六四平反。但是這反而證明六四是江心中永遠驅散不掉的濃重陰影，江被那些死去的冤魂所糾纏得日夜不得安寧。

● 錚錚鐵骨，權貴折腰

餘傑寫道：蔣彥永醫生的信件發出之後，一石激起千層浪。中共軍方立即派出總政治部、總後勤部以及解放軍總醫院的領導「登門拜訪」，客客氣氣的與蔣醫生「談心」。蔣醫生向我講述了這次有趣的談話。他雖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醫生，卻以嶙峋的風骨讓那些肩上佩滿將星的高級將領們爲之折腰。

十五年了，怎能忘記！

這幾名高級將領無法否認蔣的說法，便繼續追問他與楊尚昆的談話有沒有第三者可以證實。爲了響應蔣的信件，官方早已動員楊家的親屬站出來「闢謠」。對此，蔣彥永回答說：「當時只有我和楊尚昆兩人談話，沒有任何旁人。楊已去世，但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次談話的真實性。」對方趕緊詢問說：「您有什麼證據呢？」蔣回答說：「現在我不必給你們看，到時候我自然會拿出來。」

● 義正辭嚴，斥江澤民違反憲法

談話進行不久，蔣彥永逐漸將主動權轉移到自己的手中，把對方變成了被詢問者。蔣對他們說：「今天你們來看我，正好我要以一名共產黨員和一名軍人的身份，向你們反映我對軍委主席江澤民的一些意見。」對方立即緊張起來，但蔣繼續侃侃而談：我看了「兩會」的電視報導，江澤民爲什麼要走在第一個投票？他既不是國家主席，也不是黨的總書記，他這樣做完全不遵守基本的規則，這是在赤裸裸的炫耀他的權力。我作爲一名普通黨員和普通軍人，看到這樣明目張繼的違反憲法、違反黨章的場景，感到非常憤怒。江澤民也是一名黨員和軍人，講你們向他轉達我個人對他的批評意見。

對方沉吟了半天，才勉強解釋說：「這是胡錦濤、溫家寶新一代領導集體對江澤民同志表示尊重，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尊敬老人的傳統美德。」

江前胡後

幾名在官場上呼風喚雨，在下級面前作威作福的高級將領，無法回答蔣彥永如此直接和尖銳的問題，估計從來沒有哪個「部下」敢於以這樣的口吻同他們說話。解放軍總醫院的一個領導技術平庸卻官運亨通，在蔣彥永已經是醫院中倍受尊敬的名醫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幹部，他哪裏敢在德高望重的蔣醫生面前擺官架子？而總政、總後的負責人也不敢冒犯這位七旬老者的凜然正氣，只好哼哼哈哈的敷衍過去。他們哪裏敢向垂簾聽政的江澤民「轉達」蔣醫生的質問和譴責呢？

● 秉承燕京校訓，說真話不怕坐牢

餘傑寫道：在四月二日燕京大學校友會的間隙裏，蔣醫生抽空出來與我交談了半個多小時。談起在燕京和協和的經歷來，老人充滿感情的說：「我一九四九年入燕京大學醫預系，一九五二年入協和醫學院，一九五七年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工作。擔任醫生的工作至今已四十二年。我深感燕京的三年和協和的五年嚴格的教育，對我終身影響最深。燕京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牢記我心中。」多年來，中共的宣傳機器裏把民國時期的教會學校妖魔化爲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兇，殊不知正是這些教會學校培養出了當代中國若干學識淵博、人品高潔的優秀知識分子。

餘傑說，蔣醫生告訴我說：「五十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作爲燕京人，要按校訓去做人。要講真話、心裏話，雖是難上加難，但我一定堅持要講真話。講假話、講空話是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在當代中國，講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對此，蔣醫生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都已經七十歲了，還有什麼可以害怕的？我在『文革』中曾經被打得頭破血流，可以說是死裏逃生。再說我是『蔣彥永』，他們要動我也得掂量掂量。他們要是把我關起來，總不能一直關下去吧？總要開庭審判吧？他們怎麼審判我呢？給我安一個什麼罪名呢？我懂法律，我要利用法庭傳播我的觀點。……」

餘傑說，蔣醫生的這段話讓我非常感動，這才是充沛於天地之間的一種浩然正氣。我們的民族喪失這種浩然正氣已經很久很久了。

餘傑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對流氓文化的張揚，以及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金錢與權利對社會倫理底線的摧毀，使得「說真話」這一正常社會的正常生活準則，在中國卻成爲遙不可及的「道德高線」，部分知識分子對「說真話」的呼籲，居然被攻擊爲「泛道德主義」。道德、良知、真話、信任，成了被盡情嘲諷的名詞；而權謀、欺騙、殘忍、狡詐，卻成了競爭與生存不可缺少的法寶。蔣醫生逆流而上，不以個人名利爲旨歸，不以個人安危爲要務，在常人最不敢觸及的「六，四」話題上發出了自己「驚天地、泣鬼神」的強音。

蔣彥永正義的高尚品格，是當今社會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