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样的梦魇曾经占据了象我这样的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思想。

历经这一切的人从梦中醒来的理由不尽相同，所需要的时间也长短不等。最重要的是：醒来。

童年

共产党是什么？在我还完全不能清醒思考的年纪，一系列的概念就已经灌进了我的头脑。它是伟大、正确的。是它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我们。而对岸的台湾儿童却在‘水深火热’之中。

记得有一天，比我年长许多岁的大姐姐照顾我吃饭，我忽然想到了台湾小朋友。我心里很沉重，有点儿吃不下去饭。我问姐姐：“台湾的小孩子没有这样的饭吃吧？” 姐姐不耐烦地说：“吃你的吧！”

我的善良受挫了。

我识字很早，没上小学就能够读报看书，在家里什么书都翻来看，基本每本书的第一页都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毛选’也读过几篇，从中发现了很多‘斗’字。要 ‘与天斗’，‘与地斗’，‘阶级斗争’。我问妈妈：“天天‘斗’，怎么会‘其乐无穷’？” 我看的小人书经常有革命青年勇斗地主坏分子的故事。地主都是坏人，他们作威作福，欺负杨白劳和喜儿。有一本画书叫‘育婴堂的故事’，说的是一伙外国修女在中国开孤儿院，却搞起恐怖勾当，吓得我一看到西方修女的照片就害怕。（我对于修女的恐惧感由此延续了很长时间）还有一本故事书里画了一个穿着古代衣服的老头，十分消瘦，留着长长的指甲，一付坏样子。书上说，他叫‘孔老二’。这就是我对于古代思想家孔子的最初步的认识。这个‘孔先生’好象是要搞什么‘复辟’ （其实‘复辟’是怎么回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我的汉字就这样一步步积累起来，成语也越学越多。当然，儿时的词汇里常见的有‘地主婆’、‘国民党特务’、‘英雄’、‘雷锋’等。

五岁时，看到住家大院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被反击的肯定是坏人。

一天晚上，大家忽然都庆祝起来，糊纸旗，敲锣打鼓的，在院里走一圈。原来是打倒‘四人帮’了。我也得到了一面旗子，很兴奋，不过那天晚上我到底有没有出去和大家一起走走却实在回忆不起来了。

刚刚迈进小学，我就为自己立下了一个宏伟的人生目标：我要第一批入队，第一批入团，第一批入党。什么队？少年先锋队。什么团？共产主义青年团。什么党？共产党。爸爸妈妈都是中共党员，出身革命家庭的我岂能落后？我的意识里没有别的选择的可能。

我的第一个小目标很顺利的实现了。我成了小学班里第一批入队的一分子。班上不少人想加入都没有被批准呢！只有戴上红领巾、加入少先队的小学生，才能在辅导员的带领下举起右手齐声说：‘时刻准备着！’。为什么而准备？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句话，我喊了多少次？模糊了，只记得那时的我是纯真的，但是盲目。

“小皮鞋，嘎嘎响，资产阶级臭思想。”这句顺口溜，我想和我同龄的人一定不陌生。小时候，父母工资稳定，对我宠爱有加。隔三差五地给我买新衣服、新鞋袜。在那个年代是比较少有的。我从幼儿园开始就穿皮鞋，到小学时，我开始意识到这种特殊性了。有一天，班主任把我找到她的办公室去，慈祥地说：“你的新衣服太多了，经常换，班上有的同学没有这么多新衣服。你要注意。”我听话地点着头，那一刻我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太落后了。陪我同去老师办公室的好朋友很大度地安慰我：没什么，以后注意就行了。回到家，我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也很同意老师的说法，所以我就有意识地少穿新衣服。小学四年级的夏天，我没有合适的裙子穿了。妈妈跑遍整个城市，给我买回来两条上海出产的纱裙子。啊，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漂亮的纱裙子，一条是蓝绿色，一条是粉红色，裙上绣满了各色小花，里面还有白色的衬裙。我雀跃着试着新裙子，感觉好象是公主一样。妈妈打量着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拆掉裙上的装饰绣花，因为那实在是太惹眼了。我听了以后，表示认同，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样穿到学校去，是很不合适的，太‘资产阶级’了。妈妈坐在那里挥汗拆花，我耐心地等待。终于，两条裙子上的几十朵精致的绣花都落到了地上。第二天，我穿上淡雅的素纱裙上学去了，裙子的款式还是稍微引起了点轰动。许多年过去了，这两条裙子一直是我和妈妈共同回忆的一个热门话题，妈妈每次都说：‘多可惜呀，把那些花都拆掉了’。说也奇怪，那年十岁的我，能够冷静地看着妈妈拆花，而且为我终于得到了裙子而开心不已。但是时间过去的越久，我就越强烈的为失去了那裙上的花朵感到惋惜。我时常想，如果穿上缀满鲜花的裙子，会是什么样子呢？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看到童装店售卖的纱裙时，我就会想起那两条漂亮的裙子，记忆中，鲜花朵朵、依稀可见。

我的成长就这样被强行灌输的文化意识所左右而不自知。终于，去年的一天，我郑重的在网上声明：退出少先队，退出共青团。而我为什么没有入党呢？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