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赵紫阳先生既没有判刑也没有判罪，但是却被囚禁将近16年，而鲍彤先生入狱7年，现在即使被放出来也仍然不自由。中共方面一直千方百计找理由想治他们的罪名，但是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在讨论关于赵紫阳先生曾被诬陷为勾结国外势力的事情，我是指“索罗斯事件”。赵紫阳先生曾经被诬陷为所谓“与索罗斯勾结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构陷中间一定有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也是揭露中共卑劣手段的一个例证。最近程晓农先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也提到此事。您作为“索罗斯基金会”的中方主席，应该知晓此事的详情，不知您是否可以跟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来龙去脉呢？

陈一谘先生：是的，最近程晓农先生讲了中共陷害赵紫阳，用“索罗斯基金会”这个事儿，企图把赵紫阳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引起各界的关注，程晓农讲的情况应该说是基本属实的，当然我作为直接的当事人，了解的情况可能更多一些。

在回答之前，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在89年10月1号，当时《百姓》半月刊的主编陆铿先生在巴黎跟我谈了3个小时，专门谈索罗斯这个事情，后来在89年11月1号的《百姓》半月刊(第203期)上登了这篇采访，题目叫做“索罗斯事件经纬”。

“索罗斯事件”，或者说是“索罗斯基金会”这个事，实际上是中共那些既得利益者给赵紫阳和鲍彤栽赃陷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在斯大林时期，有不同意见的人往往被打成“异己分子”，或者是“帝国主义走狗”，或者是“特务”。中共陷害人也惯用这类手法，象刘少奇就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

“索罗斯基金会”这件事，他们大作文章。中国国家教委在“六四”事件之后出了一本书，叫做《惊心动魄的56天》，这个书在一开始的描述中，就想把“六四”广大学生、市民的爱国的要求“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活动打成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反华势力操纵的一个运动，一开始就提到了我和索罗斯怎么勾结，我当时看到这本书觉得共产党整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又卑劣又无耻。

象“索罗斯事件”，虽然已过去15年了，但我觉得，还是有义务将许多不为人知的辛秘告诉各位关心各位中国前途的朋友们。

“六四”以后，89年6月28号，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由公安部的人做了一个报告，说赵紫阳和鲍彤通过陈一谘和李湘鲁勾结美国富商索罗斯，而索罗斯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报告完后，当时就有人拍着桌子说，“就凭这一条，赵紫阳就应该审判，鲍彤就应该判死刑！什么‘三所一会 ’，赵紫阳的大小舰队，要抓一批！流放一批！杀一批！”真是杀气腾腾。

后来，这个报告在7月2号作为中央的一个绝密文件发到了正省军级，也就是说一个省、一个军只有一份，所有用过索罗斯基金会的钱的个人、项目和组织全部都受到审查。当时，如果人们注意中国官方报纸的话，赵紫阳的罪名除了“支持动乱分裂党”，又加了一个“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到了十月份以后又突然不见了。这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所谓的赵紫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指的“索罗斯基金会”这件事情。

89年7月22日，我在巴黎，一个朋友哭着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说“老陈，你一定要救鲍彤一命。如果共产党真把鲍彤杀了，将来就是平反也没有意义了。”我听了以后非常着急，就悄悄地来到了美国，8月1日下午到晚上，我在索罗斯家跟他谈了5个半小时，我把当时中国89年发生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啊，中间的过程啊，以及赵紫阳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啊，详细地述说了一遍。他听完后掉着眼泪搂着我说：“英雄啊，英雄啊！”我说，“英雄不是我，是那些死在天安门广场的年青的学生和市民，是赵紫阳，是鲍彤，是王维林！”他说，“你需要我做些什么？”我就跟他讲了王芳的这个讲话，以及中共在追查用过“索罗斯基金”的个人、项目和组织，并诬陷赵紫阳、鲍彤和一批人。所以，我希望你给邓小平写一封信，把副本给江泽民，说明基金会的事儿。他说，这信怎么写呢？我说，我建议你写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基金会；第二，这个基金会做了什么事情；第三，基金会的基金是从哪儿来的。最后，希望你说明，既然资金是你的，你可以请北京派人来查钱是不是你的。同时你也可以表示，愿意到北京去谈这件事情。并把这件事在美国著名媒体上透露。我说，你这封信去了之后呢，可以证明你这个钱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你建立基金会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改革成功，成为一个开放的、平等的社会。这样做，可能会制止中共对赵紫阳、鲍彤的进一步陷害，这个问题也就缓解了。

我回到法国后，索罗斯把他起草的信给我传了过来，我又提了若干修改意见，后来就发出去了。89年8月17日，我又一次见到索罗斯，他告诉我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给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信已经发出去了。第二，他找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让他们把这事儿公诸于众。第三，派他的法律顾问科恩去北京，跟他们直接谈这件事。我向他表达了深切的感谢。

这个信的副本，我也通过朋友给国内带了几份，后来这封信在一份中国的内部文件“内部参考”上登出来了。这对王芳等人的谎言是一个摧毁性的打击。因此，对鲍彤处死和对赵紫阳秘密审判的罪名都不成立了。所以到10月份，对赵紫阳的所谓的“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提法又不说了。

“六四”以后，成立了以王任重为首的赵紫阳专案组，当时查他的五个问题，两年之后，王任重什么也没查出来，最后邓小平生了气，王任重觉得很委屈，后来就死了。赵紫阳说“任重同志，在我的问题上还是说了公道话的。”

索罗斯基金这件事，他们想给赵紫阳、鲍彤搞栽赃陷害，企图把他打成里通外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背后的涵义就是当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这样的一个阴谋就破产了。

记者：请问您当时担任什么职务？

陈一谘先生：我原来担任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组长，国务院中国农村发展中心理事。84年以后，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86年9月以后，兼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秘书长，后来又兼任“索罗斯基金会”中方主席。

记者：请问索罗斯信的大致内容，您还记得吗？

陈一谘先生：他说：“第一、我在中国建立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为十一亿人过上开放的、平等的、富裕的、繁荣的生活；第二、基金会的所有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所有的项目也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颠覆内容；第三、基金会的钱，全部都是我的，我有全部的证明，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他强调：“我愿意接受邓先生、江先生、李先生派人到美国来查我的这些东西，我也愿意到中国去；如果你们继续改革开放政策的话，我还愿意继续提供资助。”

记者：索罗斯先生会说中文吗？

陈一谘先生：他不会说中文。当时有一个朋友给我翻译。

记者：索罗斯的信怎么上了“内参”呢？

陈一谘先生：这个详细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究竟是索罗斯的信被有的朋友直接看到了上到“内参”了呢，还是我通过朋友传回去的几封信被朋友上到“内参”上了呢，具体就不清楚了。或者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索罗斯让《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把这封信刊出了，新华社从《华盛顿邮报》上转发的。因为一般中共对《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重要消息，都会上“内参”。象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也有可能是把《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编译过去了。因为这是后来朋友告诉我的，我并没有看到“内参”。

记者：您觉得上“内参”这件事是否是个很重要的环节？

陈一谘先生：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个“内部参考”呢，应该说是地师级以上的人都是能够看到的。许多人看到后，中共想再继续栽赃陷害就没办法了。

记者：索罗斯的信，邓小平应该看到了吧？

陈一谘先生：那我想他应该是看到了。因为他这封信是直接给邓小平的，它的副本是给江泽民的。

资料来自(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