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先生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北京市高度戒备，敏感人士统统被非法软禁，自发吊唁民众多人遭到军警便衣公然殴打；天安门广场更是荷枪实弹，警车云集，俨然进入紧急状态。这一次，中共当局真是连一点遮羞布都不要了，其残暴、蛮横、虚弱、无耻，暴露得极其充分。这也难怪，死猪不怕开水烫，当年连坦克车都开进天安门了，如今还有什么可顾忌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清楚地表明，十六年来，中国政治形势的紧张并未消除，当局与民众的对立也并未缓和。从中共当局的这场丑恶表演，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来自社会（包括来自党内）的不满有多强有多深。
然而又有不少报道说，北京人对赵紫阳的去世反应很平淡很平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水果商的案例分析
捷克著名异议作家、前总统哈维尔多次分析过一个水果商的故事，对我们理解今日中国民众的心态很有启发。哈维尔讲，一个水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位水果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以至于热衷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的程度呢？他是不是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应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呢？
哈维尔说：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苹果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让我平平安安过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唯命是从。”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承认了自己是个胆小鬼，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
由此可见，共产党统治的基础是恐惧，民众是出于恐惧才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顺从。如哈维尔所说，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问题不在于恐惧，我们知道，恐惧原是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是人皆有之的本能。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人明明是恐惧却不肯公开承认呢？为什么水果商不肯直截了当地说，我胆小怕事，唯命是从，而要重复官方的口号呢？这是因为：人是有自尊心的。人高于动物，动物只是趋利避害，凭本能而行动；人却是道德实践的主体，人有道德感、正义感，人不仅仅是根据自身的利害而行动，而且还根据道义原则而行动。人能够把道义原则置于个人利害之上而作出正确的选择，坚持正义，反对邪恶。水果商只是小市民，不是什么精英。然而就连区区水果商这样的小市民也会认为自己是有尊严的，有道德感正义感的，因而当众承认自己胆小怕事，屈从邪恶，是很丢人的，很可耻的，很失尊严的，因此他就需要找到一套自欺欺人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怯懦和屈从。水果商贴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一方面掩盖了水果商自己的屈从邪恶，另一方面也掩盖了邪恶本身。这好比有些强奸案的受害者不去报案，因为她们耻于承认自己被强奸；如果被强奸不是被强奸，那么，强奸犯也就不是强奸犯了。
2、理由背后的理由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北京市民对赵紫阳去世的反应这个问题上来。根据一些报道，很多市民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都表示他们对赵紫阳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不想去参加任何悼念活动，可是他们讲出的种种理由却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例如有的受访者说，他们现在整天忙着赚钱，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对不对。就算你整天忙着赚钱，难道连参加悼念活动的那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么？难道你自己的亲友死了你也忙得没工夫去悼念吗？至于说到政治，悼念一位可尊敬的老人就是参与政治吗？一个人要远离政治，他就必须连一点人情都不要吗？
有人说，大部分北京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对现状比较满意，对政府也比较满意，所以他们不会去悼念赵紫阳，不会去抗议政府。这话就更不通了。第一，八九年是改革的蜜月期，人人有糖吃，大家都受益，然而那时却发生了大规模抗议，可见，受益不受益和抗议不抗议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二，赵紫阳是推动改革的大功臣，你既然受益于改革，饮水思源，你就更应该去悼念才对，怎么能反过来把自己的受益当作拒绝悼念的理由呢？第三，你说你对现状是满意的，对现政府是满意的，试问，你对于现政府把赵紫阳软禁十六年至死方休的做法也满意吗？赵紫阳仅仅是反对向北京市民开枪镇压就受到如此对待，难道你也满意？很多人仅仅是想悼念赵紫阳就遭到殴打禁闭，难道你也满意？
至于有些大学生说，他们不了解赵紫阳，甚至没怎么听说过赵紫阳，所以他们不会去悼念不会去抗议。这话也不通。假如在先前你们没听说，不了解，那么现在总听说了吧？现在总该去了解了吧？因此，你们就应该根据你们的了解作出应有的表示，而不能再以不了解作为不表示的借口。其实，不凭别的，单单凭着政府把这么重要的人和事一手遮天整整隐瞒欺骗了你们十六年之久，这个政府就非抗议不可。
不难看出，上述种种理由其实都不是理由。它们只不过是托词，是借口，用以掩饰自己的恐惧。就像水果商的故事所说明的那样，恐惧的人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恐惧的，因为承认自己的恐惧会使你有耻辱感，更何况，公开讲出自己的恐惧就是对制造恐惧者即中共当局的揭发控诉，那本身就可能招致当局的报复。真害怕的人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害怕。敢于公开说出自己的害怕已经是一种不害怕。我们害怕说出自己的害怕，我们就会用的别的说词掩饰我们的害怕，装出不害怕的样子。我们宁可找出别的什么理由为自己的做法辩护，哪怕这些理由在逻辑上通都不通，只要能掩饰自己的恐惧就好。
海外的记者大多数都确实“too simple，too naive”（太简单，太天真）。他们往往缺少共产专制下大众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不善于挖掘出受访者的真实思想，很容易被那些似是而非的掩饰之词所迷惑，其实要看穿那套掩饰的破绽和发现它们背后的东西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力。有人纳闷，如今是信息时代了，为什么还有人，而且还包括那些有知识的、见过世面的人，仍然在被官方的谎言所欺骗？共产党的洗脑功夫真是太厉害了。其实不然。并不是共产党的谎言有多高明多巧妙，能蒙骗这么多有知识的人，而是有很多人出于恐惧，不敢面对真实－－包括不敢面对自己的恐惧，宁肯用那些似是而非的论调麻痹自己。用刘晓波的话叫“对良心撒谎”。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如今我们很多人的问题首先是自欺。
3、希望与力量
中共当局不顾起码的国际形象，赤膊上阵，虎视眈眈，动用强大的军警力量，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群众抗争运动。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当局的虚弱，证明了民众反抗的潜在的巨大力量。对于那些在高压下挺身而出公开悼念赵紫阳的人们，我十分钦佩。对于那些出于恐惧而不敢公开表达的人们，我十分理解。我这里只是对那些自欺欺人的论调加以分析。我要指出的是，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一方面掩盖了当事人自己对邪恶的屈从，另一方面也掩盖了邪恶本身。我无意对以此类论调掩盖自身恐惧者苛责。我只是希望通过对这种论调的分析深入了解国人的真实心态。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勇敢地面对真实，勇敢地面对恐惧。是的，面对自己的恐惧会让人深感耻辱，但，“知耻近乎勇”，真正的道义勇气正是产生于这种耻感。是的，在当局的高压下，民众都普遍地感到无奈、无力，有的甚至感到绝望；然而，正是通过当局的高压，我们看到了当局的虚弱；正是通过民众的普遍的无力感和绝望，我们看到了人心的向背，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感到力量，感到希望。
近代自由主义思想鼻祖洛克说得好：“当人民普遍地遭受压迫和得不到公正待遇时，一有机会就会摆脱紧压在他们头上的沉重负担。他们将希望和寻求机会，这种机会在人事变迁、暴露弱点和机缘凑巧的情况下，是不会迟迟不出现的。谁从未见过这种事例，他一定是阅世未深；如果他不能从世间各种政府中举出这样一些事例，他一定是读书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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