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過程及蘇共垮臺後思想界的深度總結，在經過一系列的座談和討論之後，2月2日晚俄羅斯人集中在莫斯科大紅門文化中心開了一場九評研討會，用他們的歷史印證今天仍然在中國遊蕩着的這個共產幽靈的嗜血共性和暴力本質。
吉姆．烏里揚娜諾夫，在發言中，講述了自己的父母生活在斯大林暴政下的悲慘遭遇。他的父母都是農民，30年代，由於斯大林推行集體農莊政策被從遠東地區流放到中亞。這些農民被認定爲富農，被稱爲「富農」的不僅是那些富足的農民，還有所有帶有反對集體化嫌疑的農民，甚至包括一些貧農。因爲富農是集體化運動的死敵，所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決定要將他們作爲一個階級消滅掉。這些人被強行用運送牲口的平臺火車拉到西伯利亞荒無人煙的北極地帶，任憑命運來處置他們。在遷移近一千萬農民的行動中，蘇共專門招募了兩萬五千名年輕的黨員，組成了所謂的「二萬五千人大隊」，經過兩週培訓後，被派到農村幫助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遷移富農、組建集體農莊。遷移途中，一部份人由於未及時爬上火車，便被這些押送人員丟棄或打死，屍體拋到路旁，暴屍野外，一部份人被強行趕下火車，扔到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剩餘部份被載運到目的地的勞改營，監獄作着苦役。這其中有朝鮮移民，波蘭人，外高加索人，波羅的海沿岸的人及俄羅斯的德國居民。由於強制性開展集體農莊運動，整肅富農所造成的損失、低收成、急劇擴大的餘糧收集及乾旱災難，陸續有七百萬人死亡。饑荒的最可怕的後果。吃人成了那裏的平常現象，而因爲刑法中沒有規定追究食人者責任的條款，所有的食人者就只好被交到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手中。與此同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但負着第二項任務，即阻止任何有關饑荒消息的擴散。
吉姆．烏里揚娜諾夫的父親在圖拉附近的勞改營中伐木，母親拖着懷孕的身體，仍然被迫當農工。所有這些人只能在指定的區域活動，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不能說自己民族的語言，服兵役等一切公民權利。那裏的勞改營在後來的大整肅中關滿了大批的知識分子、教師、醫生及文藝工作者。那一時期，斯大林及其蘇維埃政權整日熱衷於階級鬥爭，對假想出來的「階級敵人」荒誕地追捕，使蘇聯共產黨從整體上變得殘酷起來，使其越發顯露出它的暴力傾向。
伊萬先生是俄羅斯法輪功協會的負責人，8年的修煉歷程告訴他中共對法輪功的每一次迫害都是暴力和謊言的病態發作。善惡對比凸現中共邪惡本質。蘇共和中共都離不開謊言宣傳，因爲它的邪惡本性決定了它的行爲是醜惡的和反人類的，若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他們就不能不去撒謊，欺騙甚至構造虛假事實來矇蔽人民的心智。共產制度需要用謊言來掩飾暴行，他們堅信謊言能夠成爲真理，真理能調動人性中的能量，形成巨大的社會力量，爲共產社會所用。要想達到這樣的效果，就絕對離不開宣傳、造假和信息封鎖。俄羅斯人的忠誠，中國人的麻木都由於資訊封閉和長期的輿論宣傳所致，甚至人們不能相信一個懷有崇高目標掌握整個社會資源的的政黨，會在衆目睽睽之下，耍出無賴流氓的手段。所謂「不合邏輯」，「沒有那個必要甚至怎麼也不至於的想法」恰恰讓邪惡有機可乘屢屢得手。他們很容易地將其最醜陋的行爲貼上了冠冕堂皇的標籤逃脫歷史的審判。。這也是我們難見其惡的屏障之一。
楊先生來自中國，文革時期作爲年輕的紅衛兵戰士，經歷了那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反傳統、反倫常、反人性的運動將一個國家搞的山河破碎，生靈塗炭。在經歷這場運動的過程中，一個善良而年輕的生命爲了自保不得不捲入迫害他人的行動中，內心重創，靈魂扭曲最後變得麻木和冷血。
通過一件件事情的陳述，令聽衆深受觸動，會場氣氛熱烈。
與會發言者普遍認爲，《九評共產黨》深刻揭示了共產黨的基本特點和邪惡本質，是現代史上反思共產黨的一部力作，值得所有人認真研讀。還有人認爲它的內涵很深，還需要進一步研讀和理解。
更多的人認爲，無論怎樣評論共產黨，都不要抱有幻想，因爲它的存在是危害人類和邪惡的。必須趕走它。儘管俄共垮臺時，我們經過一段重組和調整期，但我們是充滿希望和內心愉快的，看看今天，一年比一年過得好，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國家也真正實現了民主，這才是人民需要的。相信未來將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