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称，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抑制了人民的创造力，中国将出现全面的复兴，而退党潮是这种复兴的开始。
记者：中共在引导人们相信，没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将不会再向前发展。您是这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安德斯：人们必须理解，中国拥有雄厚的资源，不单单是指原材料，而且也包括大批有教养的，有生产能力的人。然而共产主义体系不断的阻挠他们、压迫他们、虐待他们，这是在抑制人们创造的能量。我说抛弃共产主义，摆脱被控制，按照政府的天性，合理的组控政府，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复兴的局面。一种变化、一种变革，一种修复，是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中共数十年的压迫史（对中国人来说）已经够漫长了。现在中国需要恢复，而退党现象恰恰是这种恢复的开始。
记者：目前 许多国家、企业和个人涌入中国经商或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您认为，在中共的体制下，他们会受到哪些影响？
安德斯：你知道，中国目前是共产党系统的严密控制下。许多商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可想而知，他们会有怎样的法律保障？如果某件事发生了，如果被某个中共官员侵占了利益，如果被某个中共官员掠夺了资产，这些的企业怎样摆平这种事？如果这些商家必须全力以赴对付的是那些共产党的官员，而这些官员又永远有决定权、永远在控制事态发展，从不遵循法律……你知道，那里没有固定的可遵循的法律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共产党的官员下了令，另一个共产党官员说“行”或“不行”，或拿贿赂。
但是，如果有一个体制的变革，变革中包含事实，包含自由，（中国社会）就将发生全面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公民的个体生命将越来越自由，越来越有创造力，阻碍越来越小。商家们也是这样，一旦商人们感到不用只应付共产党，不用在他们的系统控制下，在他们的命令下，在他们的操控下，不用再向他们行贿了，才就会促进事业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共的最终解体对那些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人会有何影响？
安德斯：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体制的崩溃对中国是有益的。我在想，如果你现在有自己的生意的话，是不会愿意总和共产党的掮客打交道，也不会愿意贿赂那些共产党的官员的。如果有这样一个系统，能够一对一的和人打交道，如果这套体系是值得信赖的话——和共产党和官僚主义的弄虚作假那一套相反，它是真实可信的。我想，（中国）就会有一个更好的局面。基于此，我想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这一天：中国人能够推翻共产党严密的专制统治。
  罗伯-安德斯在阅读英文大纪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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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退党潮，中国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将何去何从？罗伯斯用东欧和南欧的例子分析称，他们面临着两条路。一个是同人民对抗到底，最终被人民推翻，自暴其丑；另一条是开明的因势利导，抛弃共产党的体制，让人民获得自由。安德斯奉劝中国最高领导人，了解中国的已经龟裂的体系，接受时代的变化，并允许人民向前走。
记者：您有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生活的个人经历？
安德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家庭。你知道，如果有人在1988年告诉我说，我的母亲、姐妹会在自由的制度下生活。我可能会不相信。因此我对那些所有生活在中国的人说；对那些生活在其他国家，有亲属在国内的爱国的中国人说，是的，中共的解体能够发生，它将要发生；而且，支持的人越多，退党的人越多，马上表态蔑视中共的人越多，他们就越快迎接自由的日子，越快接近摆脱牢笼的日子，越快接近结束酷刑和杀戮的日子。
我愿意告诉你一些我的家庭背景，和共产党有关的经历。在俄国革命期间，我曾祖父的农场就被共产党掠夺了。他们把我们的谷仓和马匹抢走。于是我的曾祖父决定和这些布尔什维克们斗争。共产党破门而入我家的房子，他们威胁要杀掉我曾祖母，因为她没有泄漏出我曾祖父的去向。
我曾祖母很刚直，没能被吓倒。于是共产党就当着我祖母和姨祖母的面，把她枪杀了。失去了妻子的曾祖父来到了加拿大。因为带着两个女儿，我无法更好的和共产党统治的政府抗争。为了养大两个女儿，他不得不来到了加拿大……
从我母亲家庭的方面来说，我外祖父的家庭成员都是专业人士，我外祖父是内科医生，也是兽医，他也曾被俄国的共产党毒害过。他们逃亡到了波兰，当然波兰在二战后也成为了共产国家。
在我母亲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别人告诉她，如果你想得到好成绩，你就要好好努力，为拥护马克思、列宁举行的“五一”节游行画好壁画。于是她就去做这些事，因为在共产党的体制下，这样做就是进步，就会得到好成绩，成为老师宠爱的学生。他们最终移民到了加拿大，以政治避难的身份来到了这里。对于他们曾面对过的共产国家的所有压迫，我的家庭成员，我的母亲都是坚决的反对者。
记者：您认为面对退党潮，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明智的反应应当是什么？
安德斯：可以让这些领导人同越来越多的民众一样看到被腐化的体系，被严密控制的压迫和谎言。由于谎言和压迫以及这样做带来的罪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共产党。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道路可以选择，或者可以选择成为人民公敌，在最后的日子里，成为残存的几个死心塌地坚持共产党体制的顽固者，象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那样；最终的结果是人民起来反抗，顽固者自暴其丑。
另一条路是变得明智起来，你可以说，“我知道越来越多的人民在组织起来，共产体系在分裂，它是腐败的、道德沦丧的，我决定放弃它。”看看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看看一些东欧国家的前任领导者。当他们看到墙上的写着“共产党末日将至！”他们接受了，因势利导，然后他们说，共产党的体制过时了……
但是如果你要象南欧，就象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统治集团那样同人民对抗——他们不让共产党员退党。当他们把人民逼得除了用暴力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之外别无选择的时候，那么，人民就会起来反抗它。
我想中国的领导者必须懂得，他们所传播的共产党的体制是腐败的，应当允许国家和平过渡到没有共产党统治的社会；允许人们退党；抛弃社会主义体制；超越这种体制。如果这些领导者还在强迫人民，甚至最后用枪杆子强迫人民拥护共产党的话，人民将别无选择，只有用暴力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记者：你提到齐奥塞斯库？
安德斯：对，罗马尼亚的例子太可悲了。齐奥塞斯库竭尽所能的维护其统治直到最后，最后效忠于他的只有几个御用侍卫。最后，齐奥斯阿斯库被人民拉下台，被人民痛打，被人民消灭，最后还保护他的人凤毛麟角。
相反，你看戈尔巴乔夫，他将重组或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理论引入苏联的体制中。现在，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和全世界都被接受，人们认为他认识到了自己国家需要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他是这样的政治家。
我奉劝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要象齐奥塞斯库那样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相反，迎接变革，认识到应当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允许并推进该发生的变革。
一种情况是，罗马尼亚的领导人想同人民对抗到底，罗马尼亚人民就起来反抗、打倒并摧毁了共产党统治者。另一种情况是，领导人理解时代是变化的，必须采取新的思想随之而变，如果不能阻止时代的变革，就接受它。戈尔巴乔夫同齐奥塞斯库的结果天壤之别。
所以，我说，那些中国的领导者应当了解中国的已经龟裂的体系，接受时代的变化并允许人民向前走。
记者：您是否已经看到了新时代的来临？
安德斯：希望如此。我们都知道它会到来的。我们都知道它一定会发生在中国，只是早晚的问题。当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有数万的、数十万的民众宣布退党时，我知道种子已经萌芽。多少年了！我们起初看到的是压制民主运动、天安门的学生被屠杀、法轮功精神团体遭受迫害……多年来，所有这些发生在中国问题已经开始蒸腾。每个人都知道，问题层出不穷，使中国社会就象高压锅一样。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还捧着这个高压锅，那么这口锅就会在他们的脸上爆炸。他们必须允许人们透透气，进行变革，允许人民自由的解脱出来。
前苏联有真正的出版自由。那时，人们虽然没有象“大纪元时报”一样的刊物读，他们所有的只是“真理报”。索尔仁尼琴在他的书中说，一些被囚禁者看到一份“真理报”后，就用勺子敲击管道，用摩尔斯电码告诉人们“真理报”上说了什么。当罗纳德-里根的话——“不但苏联的克格勃而且整个苏联都应当被冠以邪恶帝国的称号”流传开来后，他说他们在监狱中公开的哭泣起来。因为真相被传出去了。连前苏联这样的共产党国家都不能压制言论。里根的话深入人心，深入西伯利亚古拉格监狱被囚禁者的心。
这也是我对当今中国发生事情的感受，真相进入了中国，人们在迎接真相，人们渴望真相和他们正在改变着的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