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記者辛菲4月16日採訪了王軍濤先生。他表示這次退黨大潮是大家自覺的、有道義水準的同步行爲，標誌着中共的嚴重危機。他認爲退黨者都是比較正直的人，追求更高的道義境界，覺得共產黨在他們的道德標準面前是一種罪惡、腐爛、邪惡的東西，所以選擇退黨，這也是在弘揚正氣。
王軍濤出身於將軍家庭。1976年在『四五』運動中，17歲的王軍濤因四處講演及在天安門張貼四首自己創作的詩歌而被捕入獄。『四五』事件平反後，他獲選爲共青團中央候補委員。1978年王軍濤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在西單民主牆時期，他與周爲民、陳子明等人創辦《北京之春》。1986年陳子明創立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王軍濤擔任該所負責人之一。
八九民運中，王軍濤被各界推薦參與「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工作，協調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北京知識界自治聯合會等組織的合作，因而被中共視爲八九民運黑手，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通輯，89年10月王軍濤被捕，91年2月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13年有期徒刑。
北京當局迫於國際壓力，94年4月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直接將王軍濤送往美國。他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中國「六四」真相》一書英文版《天安門文件》的編輯黎安友教授，獲得政治學博士。
下面是訪談的主要內容：
退黨大潮標誌中共的嚴重危機
共產黨從奪取政權後，爲了維持統治，一直在搞政治迫害，後來完全墮落成一個利益集團，對民衆進行各種大規模的迫害，迫害直接導致兩個結果：一個就是對共產黨失望的人退黨，不再加入，另一個，就是被共產黨開除。這在中共歷史上一直有，而且每一次大的歷史事件之後，都會有退黨、脫黨或者被開除的現象。但最近出現的退黨潮不一樣，因爲很多人在主動的用公開聲明的方式選擇離開中共，標誌着中共的嚴重危機。
退黨者具有高尚的道義境界 弘揚正氣
現在的退黨者都是比較正直的人，追求更高的道義境界，覺得共產黨在他們的道德標準面前是一種罪惡、腐爛、邪惡的東西，所以選擇退黨，我覺得是一個好事情。我覺得在弘揚正氣這一點上也很重要。
我自己過去在北大，我本人曾經在同齡人中有很多機會，但是當時有很多人說：你不去說違心話，不去做違心事，不去幹一些老百姓都說是壞事的事，你就沒辦法在共產黨裏面保住你的位置，你也沒辦法得到升遷，而且在裏面，大量的時間要浪費在沒有用的事情上，比如政治學習等，我覺得這都不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道德操守，而且珍惜自己生命價值的人值得去做的事情。
爲中華民族而退黨
退黨大潮使人們更加正視中共的邪惡的本質和醜陋的現狀，以及它對中國社會發展起的消極作用。一個好的社會，除了經濟發展，還應該有一種比較融洽的社會氣氛，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高尚的道德標準。但這些，共產黨都做不到，包括人們普遍的道德也都是在它的影響下敗壞掉的。
正直的真正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命運、中華民族前途的人，應當考慮到在共產黨之外或者共產黨之後怎麼去做的問題，那麼第一步應該跟現在的共產黨告別。
我有一些校友目前還在共產黨內，他們當時對於共產黨的認識相對還算比較深刻，也知道共產黨在歷史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他們當時的想法，就是想在共產黨內進行改造。我覺得在共產黨內改造很困難，幾乎不可能。
89年以後有很多正直的人離開了共產黨，包括一些在海外的人士。現在這些人都在講，其實當年把共產黨推向執政高峯的很多死去的人，這些人如果現在還活着，可能也會退黨。這些人不僅把自己的命斷送了，而且爲中國做了一件壞的事情。
這次退黨大潮是自覺的、有道義水準的同步行爲
歷史上也有退黨、脫黨的，比如張國燾、陳獨秀等，但這次退黨是一個集體行動，大家達成了共識，認識到這個黨的現狀是腐爛、腐敗、邪惡的。這是個很大的特點。
我在讀大學的時候，班上46個人，除了一個黨員之外，只有兩個人交了入黨申請書，其實那時也沒有什麼人加入共產黨，真正相信共產黨，但不像這次這樣成氣候，這麼有影響力，因爲這次是一個自覺的、有道義水準的同步的行爲。
一個大的事件發生，有各方面的社會條件的促成，包括經濟的、社會的、體制的、歷史遺產的、國際的，但中間一個很重要的是領袖的作用，協調的作用，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退黨大潮造成了這麼大的影響和聲勢，大紀元和《九評》，以及人們的自覺的舉動，對更高道德境界的追求，對中華民族未來的美好的希望，都在促成大家的同步行爲。
人心的原因早就有了，但沒有人去協調，也很難實現。現在大紀元以及大紀元的支持者提供了一個平臺，開發了一種機制，很多人都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