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國外的政客，把和中共做生意當作推進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手段。且不論這種手段是否有效，至少這些人承認推進中國的民主化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都有好處。今天也到了這些政要站出來表態的時候。
對於中共這樣一個罪惡累累，又絕不可能改正、更不可能放棄權力的犯罪集團，結束它的最佳途徑就是幫助中國民間力量。「九評三退」就是這樣一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和平轉型力量。
賈先生說：「目前在中國大陸想退黨的人，我認爲應該佔所有黨員95%，如果我再系統的說，再科學的說，真正的共產黨只是黨中央。」「所以我在這裏說，我認爲高大維、退黨服務中心的1,400萬，不但是真實的可靠的，而且數字差得遙遠遙遠。」
這就是大陸民心向背的真實情況。賈甲的起義，是冒着個人的生命危險，向全世界各國政府展現中共走向末日的實情。大陸的退黨大潮在越來越逼近公開化的臨界點，中國民衆也準備隨時拋棄中共走向自由。此時，無論是誰，都不能再採取鴕鳥政策，對這個可以預見的歷史大事視而不見，而應該儘快採取相應的行動。國際社會援助賈甲，就會大大加快退黨大潮的公開化，而退黨大潮一旦走向公開，中共的解體也就指日可待了。
無論是從世界的安全、中國的未來還是最基本的人道主義出發，援救賈甲都是國際社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賈甲起義與原東航機長袁勝先生跳機事件一樣，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共一個重大策略的失敗，這個策略就是「收買」。
中共在「六四」之後，不惜花重金收買一批人，並希望他們能夠因維護既得利益而維護中共統治。除了官商勾結的暴富階層，或中共大小黨官及其家屬，在社會上也確實有一些知識分子或從事較特殊行業的人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他們擁有讓許多人羨慕的頭銜、比較顯赫的地位和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
袁勝和賈甲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員，袁機長年收入近40萬人民幣，賈甲是副廳級幹部，定然也收入不菲，而這些人儘管是隨着改革開放而改善生活，但他們也無法容忍中共的罪行，並選擇了告別中共。
「物以類聚，人以羣分」，賈甲先生接觸的人很多都是和他有類似經歷或地位的人，而他所揭示的大陸民衆對中共的態度，從統計學意義上講，已經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表現出這一社會階層的人也在大批地告別中共。
從上訪人員、普通民衆、「中產階級」到中共高官（例如中共中央黨校和核工業部數十名人士的退黨聲明），「九評」正在全方位傳播，「三退」也在全方位地進行着。
賈甲起義，是冒着巨大的危險的，因此我們不僅要聲援他的義舉，更要努力告訴各國政府關於賈先生的故事，讓他能夠在5天之內得到去自由國家的簽證，這是對賈甲的幫助，也將是對國內退黨人士的巨大鼓勵，並加速中國和平轉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