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的这本新书是在给“中国人权”组织写的专题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基础上增添大量内容后，由台湾黎明出版公司出版，全书25万字。

在这本书中，何清涟以一个局内人的眼光，用大量的事实，从法律、法规、政策，到政府各部门的具体运作，再到新闻从业人员的回应，对中国的媒体控制做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分析。

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向她的同仁们极力推荐这本书----

张锦华：“现在在海外像这么完整的、对整个控制法规的系统介绍，我想这大概还是最完整的一本书。而且他的资料很新，所以对我们学术界来讲是一个参考。”

张锦华还说，何清涟本人曾经在中国大陆的《特区经济杂志》和《深圳法制报》任编辑记者多年，又是知名的社会学家，这对她写这本书有极大的帮助----

张锦华：“她本人当过记者也是一个学人，等于是亲身经历过这些对媒体控制的事件。所以她从同时是一个记者和学者的身分来探讨、揭露整个控制体系，所以蛮有参考价值的。”

记者曾经在2005年对何清涟的《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做过报导，还在《文学禁区》节目中播出过这本书的内容。那么，这次在台湾出版的《雾锁中国》增添了哪些内容呢？首先，何清涟说，针对外国读者，她增加了如何分辨中国媒体报导真假的经验；另外她还写了从解放初期到丁关根，各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命运----

何清涟：“我找到了陆定一自己做宣传部长的感受，找到了原始出处。陆定一是这样说的，他做了十几年宣传部长，所做的事情除了整人还是整人。然而他揣释的比较深刻∶‘我从每一任宣传部长那种费力不讨好夹在权利斗争还有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这种尴尬处境，我自己做了一个结论，认为至今为止这个职位没有给任何担任中宣部部长职位的人带来荣耀和幸运。’”

当然，何清涟提到一个例外，就是曾经短期做过中宣部部长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何清涟还在《雾锁中国》这本书中，对中国的“国家机密”做了实例分析。众所周知，中共政权在打压政治异见人士时一个常用的罪名就是“泄露国家机密罪”。何清涟在书中分析的一个案例就是香港居民徐泽荣在2001年被以“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判处十三年徒刑。徐泽荣提供给韩国学者的是一个五十年代出版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内部读物”----

何清涟：“他讲的国家机密，是按照中共政权的法律规定就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比如这个许泽荣的案子，三十五年前根本没有定密级的一个文件，后来为了抓捕他找理由，让广州军区重新给那个文件定一个密级，然后以此为理由抓了他。”

另外，何清涟还在新书中增写了一节《一朵被掐断的带刺的玫瑰》，分析了《南方周末》从1996年到2003年的变化。从一朵鲜活的玫瑰到一朵毫无生命力的塑胶花，她说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体制----

何清涟：“我就分析它过去是一份怎么光彩夺目号称中国第一报的报纸；在读者之间享有非常高的威信；曾经有一批中国最优秀的记者群体，后来怎么样在中共政权的打压、改造把优秀记者驱赶、总编换人，到现在变成了一个塑胶花。虽然有花的形状但早已没有过去那种玫瑰的鲜活和生命力。很多人看了以后就会明白《南方周末》之所以被夺去生命力原因在那里，就在这个体制。”

《自由的外国记者和不自由的被采访者》也是何清涟在《雾锁中国》中新增的章节----

何清涟：“所谓外国记者好像看起来他想采访什么可以向中共政权申请，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要去采访的人早就已经被中共政权的有关方面打了招呼，不得接受采访或采访时必须有外事办的人在场；还有只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如果要是接受了采访以后，你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口径讲话，那就要被抓起来。”

何清涟在这一节中特别提到原英国《卫报》驻中国记者贾斯伯．贝克。他在采访了一些中国农民后，这些农民都被投入监狱。贝克多方努力都没能把他们营救出来。

有关中共政权对网路的控制以及国外公司和中共政权配合控制网路这方面，何清涟在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她提到谷歌屈服中共政权压力，在搜索器中屏蔽敏感词汇。另外一个受她谴责的公司是美国的思科公司----

何清涟：“思科给中共政权制造各种过滤器还有追踪软体。这种软体能够帮助网警监控到每一个网路用户。这是金盾工程最主要的一些软体，它还有一本网警手册专门教中国的网警如何做，这本网警手册被《失去新中国的记者》葛特曼先生拿到以后正在美国法院起诉它。”

《雾锁中国》这本书除了在台湾出版外，也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的书名叫《一个中国的谎言》。这本书在两地的销路都非常好。

《雾锁中国》并非何清涟的第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她着的《现代化的陷阱》曾经轰动海内外。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