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劲的父亲肖必华 (1994年)。
【人民报消息】七月二十五日下午，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远在大洋彼岸的我，晚了一天时间才知道父亲过世的消息。当时的反应就是这个消息不是真实的，想立即乘飞机回国，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可是又知道自己回不了国。不能尽做儿女的这片孝心，心里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无法入睡。

我离开父母到海外已有十七个年头了，让父母来国外看看，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最大的心愿。这些年来，父亲身体不好，他自己吃穿不能自理，都是靠母亲和弟弟、弟媳们的照顾，我这个做儿子连一天也没有照顾过他，甚至连递一杯水也没有过……唯一能做的就是常常打电话给二位老人家，希望父亲有一天能够恢复健康，来海外看看。今天，我的这个希望不得不变成一个永远的遗憾！生没能尽一片子女的孝敬之心，死不能扶一下父亲的七尺之棺。

在父亲眼里，子女长大了还是需要照顾的孩子

父亲一辈子经历很多很多苦难，从小丧母，国共内战的战乱，大饥荒，以及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每个中国人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经济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还要把我们兄弟几个抚养成人。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就像听故事一样，不会当回事。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愿望达不到，或者按照自己的观念来对待父母，不仅不知道感谢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时还反过来责怪父母。在父母那一辈人的眼里，我算是个听话的孩子，但却也有让他们伤心的时候。记得七十年代末我幸运考上大学，要离开他们去上学时。不善言辞的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你年纪太小了。那时我还不满16岁，怀着梦想要远行，心里想父亲怎么小看我。后来有一次还对父亲说：高中二年你把我管得太严了。当时只见父亲气得脖子发红说不出话来，我还不以为然。在父亲眼里，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直到我自己结婚成家，开始关心孩子的成长，才慢慢体会“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的涵义。今天我要向父亲说：爸爸，请您原谅我这个儿子曾经对您的不敬不孝和无知。当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我也在慢慢学会抱着宽容和忍耐的心态，相信孩子长大后，有一天会明白：父母总是给孩子最好的！

在贫穷动乱的环境给子女一点快乐


1964年，作者6个月时和父母合影。
小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兄弟和爷爷奶奶姑姑们住在乡下，父亲在城里工作。每到周末就是我和大弟(小弟和我们相差10岁)最高兴的时候：尽管是在物质十分贫乏的年代，父亲还要从他微薄的工资里拿出点钱买点水果，糖果给我们，这些只有城里孩子才看到的零食。过年时当然是最开心了，父亲会买上各种各样的鞭炮和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平时父亲的话语不多，每次回去总会给我和大弟讲些好听的故事，都会让我们很高兴。记得我七八岁时，有时爸爸工作忙回不了家，我就在周末步行大约10里路，去爸爸的工作单位。在单位食堂里，可以吃乡下过年才吃到的猪肉，还可以和城里的小伙伴玩玩具，看小人书。我不上城时，就和乡下的孩子们挖猪草，夏天在河里摸虾捉鱼或者帮助母亲干农活。

记得1970年，我们村子里开始有人盖砖瓦房了，我们家仍然住在茅草房子。按当时的环境，我父亲和姑姑都是拿薪水吃皇粮的，相比之下还算家庭条件可以的。积攒了一点钱买瓦盖在房顶上。公社干部看到这些盖在茅屋顶上的瓦，马上就激起他们的阶级斗争热情，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查来查去发现我祖父开“地下工厂”。民国时代，祖父本来在城里做小买卖，经营饮食业。五十年代被迫将全家搬迁到乡下，他也不会种地，就是每年在春末夏初小麦收获的季节，帮助村子里的乡亲做一些油条油饼。或者做一点干饼，托别人代卖经销，每个饼卖二至三分钱，店里零售五分钱。公社干部终于发现我祖父赚了几百块钱，必需充公。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于是房顶上的瓦被强行拆下来，家里养的一头猪也被兑现充公。记得好几次晚上睡觉，被滴滴答答屋顶漏雨声惊醒。原来是盖屋顶的瓦被拆下后，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也没有听到父母们抱怨谁。后来来到海外，父辈们的这些经历，让我常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好样的。如果没有中共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祸国殃民，劳命丧财，中国人的日子一定好过多了，国力会更强大，我可能也不会选择离开生我养育的故土，漂流在异国他乡。

在六七十年代，整个中国不仅基本的生活物资缺乏，父辈们生活在高压政治的恐惧中，父亲所在的单位就是文革造反就严重的地方。可父亲就像老母鸡用翅膀护着小鸡一样，尽量让孩子们少受伤害。

勒紧裤带让我读最好的高中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乡下读的，这个时期正是文革鼓吹读书无用，不学知识的年代。我初中毕业，连最基本的几何题和一元一次方程还不会解。小学初中一共七年(那时的学制改革，小学五年，初中和高中都是二年)除了学校组织去生产队义务干农活，就是开政治批判会，忆苦思甜等，连作文也是写批判文章。没有学ABC，没有学几何。有一次父亲和我的班主任老师聊天，我无意中听到他们在担心孩子们在学校学不到知识的担心，才知道他们不赞同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如果说出去会遭到开批斗会。

当时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父亲微薄的工资除了自己生活和日常开支所需外，还要供给在乡下的一大家人生活需要。父母商量后还是决定让我在县里最好的城关中学(后改为县一中)上高中，一下子给家里增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刚刚开学没多久，全校就要统考后按成绩分班。当时和我同班的同学都在积极的复习备考，有同学贴出来的数学题目，我连看内容还看不懂。因为知道自己功底差成绩不好，着急也没有用，反倒心里不怎么担心。可父亲比我更紧张，他知道我功底差，每天晚上教我数学，学解方程，学几何。语文没有怎么复习，按老师推荐的几个模拟作文题，随机的挑了个题目构思打了个草稿。考语文时，我准备的题目与试验卷要求的作文题目接近，我现在仍然记得题目叫“沸腾的油江城”。要求写文革动乱结束时举国上下庆祝场面。那时候年纪小，根本不理解文革给中国和父辈们带来的灾难，只是按照我想像的欢庆场面写了一番。考试成绩出来，按成绩分班，我被分到第二班，并被排在前10名，我完全没有预想到我会考得这样好。考试成绩较差的学生被分到第三班到第六班。我知道如果不是父亲的辅导，加上机会，我也不可能超水平的发挥，不能分在“尖子班”，而分在比较落后的第五六班，可能随着大伙儿“破罐子破摔”。说句题外话，北美的高中并不按照成绩分班，我认为这样对孩子成长更有利。尽管小学初中的学业被文革荒废掉了，真的是十分庆幸，父亲还能辅导我的高中数学。

父亲对我教育十分严格。上高中二年，不仅学高中内容，还要补小学和初中的内容。那时刚刚有电视机，父亲见我看电视，就不太高兴。我知道在城里上高中不容易，以后就极少看电视。父亲常常出差在工地施工不在家，母亲和弟弟们在乡下，我也不敢浪费学习时间。

据说我是文革后我们周围那几个村庄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外，全都仰赖父母在文革结束后，为我读高中提供一个良好的受教育和学习环境。在智力上，我和我那些同龄的乡下孩子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他们没有这个学习环境。从这点上看，我真的比我那些乡下的小伙伴们幸运。想到这里，心里就充满了对父母的感谢。心里真希望农村的孩子们能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获得同样的教育学习环境。

父亲的鼓励


大跨度拱桥(1987)。据父亲生前讲，在他设计的
众多桥梁中，这座桥梁是最令他得意的作品。据
父亲说，这是在国内外同类型桥梁中，单孔跨度
最大的拱桥。整个设计新颖，节省用料。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十分细心，却十分谦虚，淡薄名利。印象中父亲在我上大学前很少对我们谈他的工作。记得有次在学校填表，要写父母职业，我填的父亲职业是“工作”。老师特地叫我去，问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老师又问那到底是做什么事？我说整天他的工作就是画建房子和桥的图。那老师说这就是工程师，我才猜想这可能就是父亲的职业。后来上大学时，父亲常鼓励我要珍惜时光，多学一点。因为我上的是农学院，心想数学对我用处也不大，也没有兴趣。父亲就用他的亲身经历启发我。他谈到他设计建造的一座桥梁，其跨度在国内外同类型的桥梁中是跨度最大的，在技术上有一些突破和创新。我好奇的问，那您怎么不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父亲回答说：发表文章要十分严谨，这个设计需要用一些复杂的工程数学和高等数学运算，而他的高等数学知识不够。我以后一直不敢怠慢我学习的每一们功课。后来在北美学习计算机软件设计时，才发现自己以前学的东西没有白学。

父母总是对儿女充满希望。后来大学毕业分回家乡，父亲叮嘱我趁年轻多学一点，要有上进心，并鼓励我考研究生。坦率的说，当时在家乡的工作生活环境很散懒，毕竟已经大学毕业了，不容易再静心学习。我一直在坚持学习，后来有机会出国工作学习。如果没有这个一直在学习的基础，再好的机会我也把握不住，也很难在海外的生活中立足。

父亲工作中的一些小故事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廉洁，刚直不阿，并对他的工作认真负责。父亲一辈子不善言辞，但他用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来感化别人。父亲作为工程师，除了要规划设计外，还要负责每一座建筑物和桥梁的实施。父亲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一直记在脑子里。七十年代有一次他负责一座他所设计的桥梁的施工，第一步是要把河里的淤泥挖出来，打地基做桥墩。由于施工条件差，也没有挖泥的机器，都要让工人打赤脚站在淤泥里作业。当时正值寒冬腊月，虽然湖北的冬天不像东北这样寒冷，但赤脚站在淤泥了还是会冰冷刺骨。负责挖淤泥的民工谁也不敢下去开始作业。父亲一看这样也没有多说什么，脱下鞋子卷着裤腿拿着一把铁锹就跳下去开始挖淤泥。那些民工们看到这情形，都纷纷跳下去干起来了。

每一个施工工程都有大量的建筑材料，例如木板，钢筋水泥。虽然父亲负责这些有利可图的肥差，却从来没有捞过一分放在自己腰包里。父亲所负责的荆江分洪工程大部份都是在乡下地方，每个工程施工都是请当地的农民来做。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重新培训工人，从配制水泥，到模板制作，浇灌钢筋水泥土，安装等，都要一步步的反复的培训工人，以确保施工质量。父亲和工人们关系搞的很好。有一次我父亲负责一个在家乡地段修建的工程，家里正好要盖一个猪舍。参加施工的民工和父亲都熟悉，他们主动要帮助利用工地的废料材料帮助盖猪舍。父亲拒绝了，而是自己在乡下稻田里制作的泥土砖，用手推车运回来建猪舍。那时我才十来岁，常听到那些大人们说肖工真廉洁，连一分钱便宜也不沾。



躲水楼(1987)这是中国著名荆江分洪区中最重要的
建筑工程。其功能是在分洪区引入洪水时，来不及
撤离的人畜和粮食可以储存在这个楼房里，不分洪
时，则可用于学校校舍或办公室。别看外表普通，
它却可以抵抗几十米深的洪水，10级大风造成的巨
浪，和承受超过8级的地震。当年为了设计成功，
父亲花了大量的心血。
父亲技术精湛，为人随和，却有一个中国知识份子的“通病”，就是不会去拍那些喜欢别人奉承的党官们的马屁，有时无意中还得罪这些人。有段时间父亲工作单位里的某些领导对他有意见，想冷落他。故意把一个项目让给另外一个单位设计施工。没想到那个单位的技术人员遇到一些技术上的难题，这座在类似沼泽地的湖泊地段修一座桥梁无法动工，工程一再拖延。单位领导着急了，几次上门，请父亲出马负责这个工程。父亲也没多说话就接手了，实地勘测地形，修改设计图，有时候深更半夜想到一个主意，马上从床上起来，在设计图纸上写上一些东西。最后解决了技术难题，并比最初的预算节省了好几万钱。父亲偶尔提起他负责设计施工的工程通常都要比同类的常规工程要节省许多。几十年来他为荆江分洪工程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父亲虽然精于工程计算，但他却揣摩不准那些党官们的言行。有一次组织部要提拔父亲单位的一个人当领导，他们请父亲谈是否提拔这个人的看法。父亲十分认真，对来考察的人员说：此人不学无术，只会拍马屁，不适于提拔到领导。没想到组织部的人不仅没有接纳父亲的意见，还把父亲出卖。那人上台后，想把父亲调离开，到乡下去。幸好其他几位负责人还很理智，说肖工是我们业务的顶梁柱，调走了谁来承担。这样父亲就没有被调离。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这件事情，是很久后母亲偶尔提到这件事情。

可父亲有个毛病，就是害怕在公共场所发言，一讲话就打结吧。但平时讲话有条有理。记得上高一时有一次开家长会，班主任要我请父亲来家长会上发言，介绍我是如何用功学习的。父亲本打算去开家长会，但一听说要他去发言，他说不行，说工地有事，便于当天晚上骑自行车去几十里路外的工地去了。后来班主任见父亲没去，有点不高兴。我也不知道怎么向老师解释父亲不来的真实原因。我后来分析，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常常以言论定罪，父亲可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会整怕了吧，干脆以沉默来自保，以至于患上在共存场所讲话的恐惧症。

炼气功见奇效

父亲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常常要吃降压药才能控制病情。读高中时我有一次无意中看到父亲写给母亲的遗书。我有点不解，就问父亲。父亲向我解释，因为他有段时间，血压很高，感觉身体很差，担心自己会随时去世，就写些了这份“遗书”。一想孩子都还小，父亲很怕死。生老病死很早就困惑着他。

我1990年离开家乡到国外后，最担心的就是父亲的健康。按照他高级工程师的职位，本来要到65岁才退休的，但是因为他身体状况很差，不到60岁就处于病休了。1996年春天，我在网路上看到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介绍祛病健身的效果很好。我很自然的就想到了父亲。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看到一种很不错的气功，您去试试，可能对您身体有帮助。等了些日子，我打电话问候父母。是母亲接的电话。电话中母亲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爸爸炼了法轮功后，一个星期就把药罐子扔了，原来天天吃降压药，整天头昏昏沉沉的，现在精神可好了。听到父亲的身体变好，我心里感到十分兴奋和安慰。我同时也感到十分好奇，法轮功果真这么有效。原来我也只是抱着让父亲试一试的态度。我顺便在电话中对母亲说，既然这个功法这么好，那您抽时间炼一炼。母亲回答说：她家务事太多，每天做三顿饭，没时间。当时我也没有多劝。

到国外后因为一直处于高度压力的生活环境，也担心身体吃不消。既然父亲炼了效果这么好，那我就试试吧！所以我自己也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到了1997年，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听了很高兴。作为儿女来说，就是希望父母年老了有个好身体，安度晚年。

不平安的晚年


肖劲的父亲肖必华。
天有不测风云，1999年江氏恶党集团开始全面镇压迫害法轮功，当地公安局和父亲单位行政科的人来到我父母家，逼迫父亲交出法轮功的书，并要父亲写不炼功的保证。父亲担心被抓，也不敢炼功。加上一次车祸后导致下肢行动不便。失去了炼功的自由。后来母亲因为不放弃修炼，曾经二次被抓进监狱。第二次被母亲被关达4个月之久。在母亲被关押期间，父亲无人照顾，病情加重。因为下肢不能行走，也无法走出去，又担心母亲的安危，常常一个人独自流泪，要弟弟他们把母亲要回来。在那段母亲被抓的日子，引起了来至世界各地善良的人士的关心，无数个要求释放我母亲的电话，传真涌到家乡，甚至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也几次打电话到湖北过问。这些正义的行为和声音引起了那些中共恶人们的恐慌，也给我的父亲和家人带来安慰。那段时间我给父亲打电话最多。

1999年我回国探望过父母和亲朋好友一次。原答应他们每过一二年就要回去看他们一次。法轮功受迫害后，和其他海外法轮功学员一样，我也失去了回去看望父母的权利。父亲好几次在电话中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回答说等：迫害结束后我就立即回来看您！没想到这句话成了永远实现不了承诺。

父亲，您本该享受安度晚年的幸福，尽管你为这个社会做出了许多贡献，可是您晚年连锻练身体的权利也被中共剥夺，这几年你没有安宁过。甚至就在你过世的前几天，湖北省610和当地610在没有征得您和母亲同意的情况下，还来家里骚扰。您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您心里常惦记着我这个远在异乡的儿子，嘴里常念叨着我。母亲常常安慰您说，快了，等迫害结束，儿子就回来看你！

一位出席您葬礼的朋友告诉我，和您认识的每个同事，熟人和朋友，对您一生的为人处世，充满了赞誉和敬意。

愿您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初稿　2006年7月27日
修改于2006年8月2日
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