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纪元记者如疆新1月25日报导，六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因分发资料被诬陷“无准证集会”一案，24日星期三续审。法官接受了当事人的要求，将审讯房间从原来最小的35庭换到较大的16庭。16庭较35庭宽敞明亮，可自然容纳6名当事人和12人旁听，播放录像的设备也很齐全。大约上午10点半，大家在16庭坐定后，审讯马上开始。

这个案件1月22日上午在新加坡最小的35庭开庭审讯。尽管当事学员在之前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内，已经以各种方式提出要求更换更大庭房，均遭到法庭拒绝。22日开庭后，当事学员又向蔡法官提出换庭的要求，再遭拒绝后，法官在没有任何外人的情况下，强行开庭开始秘密审讯。当事人集体抵制秘密审讯，却被法官判“藐视法庭罪”成立，宣布入监服刑两天，24日星期三续审。

六名学员在法官宣判后，继续表明立场：如星期三的续审仍在35庭进行，她们将继续抵制秘密审讯。

传召申请成为初庭和高庭间的皮球

审讯正式开始前，当事人先提出几项长期悬而未决的程序问题。

王宇一博士首先提出，1月12日她的传召证人上诉申请在高庭被中止，高庭法官中止程序的理由是“可在初庭审讯法官前提传召要求”，于是王宇一向蔡法官正式提出申请，但遭拒绝。法官认为这些证人不在10月23日现场，与本案无关。

王宇一向法官澄清：“您的意思是否是，若证人不出现在一起案件的事发现场，就一定与那个案件无关呢？” 法官沉思良久，然后回答说，他还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辨方所提供的事实或证据必须有助于他做出判断，但是他看不到这些证人与此案的相关性。

尤欣要求控方提供录像带副本。这盘录像带是警察2005年10月23日在乌节路拍摄的，据知是控方最主要的呈堂证据。此前当事人曾多次提此要求，但均遭审前会议法官和控方拒绝。尤欣提出支持她的申请的案例法，既去年年底新加坡反对党民主党领袖徐顺全的案子，徐顺全最终获得录像带的副本。但遭法官拒绝。

其他几位当事人表示也有同样要求。黄才华表示，“我要留一份作纪念，我要给我的子孙后代看，让她们看看我被起诉是多么的冤枉。”洪淑沅则说：“我的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被起诉，我要给他们看那盘录像带，让他们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多么祥和平静。”法官拒绝了当事人的要求。

黄才华和程吕金提出传召李光耀、李岚清和黄根成的申请，认为他们直接涉案，遭法官拒绝。

王宇一提出传召出现在事发现场的几位警察的申请，法官说在稍后再考虑这个要求。

播放录像带 全场共同见证当天乌节路的祥和平静

随后审讯开始，警方传第一证人，一位印度籍的警方摄影师上庭。他在供证过程中同时播放了他在2005年10月23日当天拍摄的录像带。

他供证说他在事发当天接到调查官黄耀宗的指示，说乌节路上有一些手拿展板的人，他被要求去拍摄这些人的活动。他在当天上午11点45分抵达现场后不久开始拍摄，下午4点后离开，但他的录像内容只有48分钟。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不是连续拍摄的，4个多小时的过程中他在看到“手拿展板的人出现时”就开始拍摄，看不到目标时就按暂停。

乌节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路段。录像显示当天的乌节路祥和平静，学员或一人，或两人一组穿梭在行人中发传单。有人手中有展板，有人没有，有人把展板放在路边，总之非常随便，看不出有什么集体活动。感兴趣的行人会从学员手中拿去一张传单，不感兴趣的就擦肩而过，有不少行人停下驻足观看学员放在路边的展板。

审讯揭示录像带证据被动手脚

此案的当事人在2006年7月10日接到东陵警署的传票后，就一直要求控方提供录像带副本，但均遭拒绝。控方曾在2006年8月初安排六名当事人在新加坡东陵警署一起观看过当时的录像，那时录像已刻录到光碟上，是在电脑上播放的。

盘问开始后，六名当事人顺序盘问警方证人。他们在近一天半的盘问中，通过比较两次观看的录像内容的不同，建立了很多对证据的疑点，如：

a．去年看到的光碟是刻制的，但有录制时间，时间与每个当事人的记忆基本吻合。庭上播放的母带反而没有出现录制时间；

b．当天活动现场有几个踩高跷的小丑打扮的人，手中拿着竖着的展板，长时间都在那里。这些情况比较多的出现在光碟中，但录像带中只是一带而过；

c．录像接近结束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光碟上的情况是真实的，所谓的“母带”反而不真实；

d．其它场景中的人和出现的时间长短也不同，等等。

还有，当事人几乎都记得当天警察是连续拍摄，并不像这里说的是断断续续拍的。

辩方提出证据无效，全部六名当事人完成对摄影师的盘问后，王宇一向法官正式提出此案证据无效的申请。

王宇一博士说：“根据对控方第一证人摄影师的盘问，我们已经有充分理由说这盘录像带不是当场录制的母带，很可能在呈堂前被做过手脚，因此无资格做为呈堂证据。为了继续下面的审讯，辩方要求控方提供新的呈堂证据。如果控方无法提供新的证据，就请撤诉。”

新加坡警察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

在后来的采访中，记者问当事人如何看待警方提供新的证据的可能时，王宇一回答说：“2004年新加坡警察起诉法轮功的‘无准证集会’案中，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但这次却除了这盘录像外什么都没有，但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情况。”

王宇一博士说：“新加坡政府为一个诬告案提供证据的能力，反映了警察系统办事人员明白真相的程度，或说是我们多年来向他们讲真相的努力。现在的警察都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是被迫害的，没有人愿意参与迫害，都是为了饭碗而消极执行上级命令。警察都不愿意动手收集证物，也无人愿意参与调查，警署高层都很消极，所以案件审讯时就呈现证人证据严重缺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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