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梁担任监房的组长，负责监房的卫生和秩序，还是分监区改积会（改造积极份子委员会）成员，有权力对各监房的情况提出管理意见。一次，我们监房的一个新到的小伙子，早上忘了将漱口杯摆放整齐，被阿梁发现，他马上汇报给了主管的警察。我与他说，只是个小孩子，晚上回来说一下就行了。阿梁说就是这些新来的，我上次说他他还不服气，就得让他们吃点苦头，要不然记不住。按监狱规定，卫生不好，要扣分，扣分后就要减少每月购买食品的金额，扣分多了就只能购买日用品。而且，一旦扣分，不管当天什么时间劳动结束，都要抄写“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有的人甚至要抄写到午夜12点以后。即便如此，阿梁仍不满意，多次与警察建议，不要让违规的人抄写“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内容太少，抄写“监狱积分考核办法”最好，一遍就要用去2、3个小时。

阿梁的信条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有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报负的。他一方面向警察及时汇报别人和分监区的各种情况，另一方面，在监狱的劳动生产等各方面都积极表现。犯人的话就是会“敲边”，会“抢镜头”，因此，监狱的警察都对其很信任。监狱要求每星期要写周记，即一个星期的自我总结，每月要写一次思想汇报。平时每天必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经常有各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学习。对于一般人来讲，每天的劳动已经够人难过的了，一有空闲还要学这学那，而又都是些假、大、空的东西，其实就是让人放弃思考，成为劳动的机器。阿梁在这种环境中游刃有余，成为犯人积极改造的典型，经常受到表扬，来到监狱两年就拿到了改造积极份子，减了一次刑。他自己的思想汇报也不断地说自己要踏实改造，重新做人，积极靠拢党和政府等等。

一次，我看到他用药膏涂抹长疮的头顶，然后又涂抹生癣的脚掌，我半开玩笑地说：“你真的是头顶长疮，脚底冒脓，坏到底了！是不是坏到骨子里了？”他听了很生气，反驳我说“我坏！我也没有共产党坏，我不过是个小流氓，共产党是彻头彻尾的大流氓！我说的话十句有九句都是假的，可能还有一句半句是真的；共产党的话十句有十一句是假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共产党的一句话骗你两次三次的，你还会相信。再说了，我今天的这一套，全是跟共产党学的。我不是好人，我就是要做坏人。共产党让你相信他是好人，然后把你卖了，你还在替他数钞票呢。”

从一个小学都没毕业，天天说拥护党和政府踏实改造，唱歌也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犯人口中说出这番话，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后来他陆续给我讲了他三十多年的铁窗生涯，自己的一些真实感受与思考。

“我上到小学还没念完时，文革就开始了，我就开始在社会上游荡，那时只有十多岁，后来，居委会那些人看我经常在街上乱逛，晚上又回去得很晚，就经常到我家里找我，我觉得烦，干脆躲出去，经常不回家。1972年，那年我17岁，有一次我回家，被他们发现了，结果被送到派出所，说我经常和坏人在一起，危害社会，就将我送到了上海的崇明强制劳动，其实就和劳动教养差不多。最开始是强劳一年，在那要干很多重体力劳动，挖沟、开渠、种地，吃的又不好，我就经常逃走。最后，给我加到了三年。到1975年我才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我也没有工作，只好在社会上胡混，有一次，我到南通去玩，那时到哪都要有介绍信之类的东西，不能到处随便走的，结果我被当成盲流，关到了公安局的遣送站里边，每天只给一个窝头，好的时候两个窝头，3个月的时间我没洗过澡、洗过脸、刷过牙。当地派出所把我接回上海后,我气愤难消,想起在公安局他们将我吊起来打我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柜子放了很多没收来的钱。过了些天，我就跑到南通，将公安局给偷了，前后我到那偷了两次。后来我的一个朋友出事，将我说出来，我被判了7年徒刑。”

“1976年，我开始在提篮桥监狱吃官司，你看现在监狱里用用电警棍，所有的人都没声音了。我在提篮桥的时候，什么吊在铁门上，死人床，开飞机，招式多的是，我都经历过，有很多人被吊完了，怕痛，不活动，不是胳膊就是腿就残废了，我每次被折磨完不管多痛都及时活动,那时年纪轻，还好没留下后遗症。上海监狱的各种整人的办法都是从提篮桥学的。那时候，提篮桥关的最多的是政治犯，一些老头子，文化水平很高，我今天认识的字就是与我关在一起的老头教我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有这句话吧？”

“1983年我刑满出狱，已经快30岁了，依然没有工作，除了被歧视是没有人理的。我也想自己做点小生意什么的，混口饭吃，可是一点本钱也没有。那时我有几个亲戚在浙江倒卖轴承，有风险但赚钱。我那时的想法就是弄够钱，做正经生意。我就在一个晚上跑到上海一个轴承厂的仓库，找到了他们要的轴承。但东西太重，又多，我拿不走，只好先将东西藏在了下水道里边。第二天晚上找了个朋友帮我运走了。结果没几天，我这个朋友因为其它事被抓住了，他为了活命，将我点掉了。”

“这样我出来后，没几个月又进了看守所，83年正赶上严打，全都是从重、从快处理，一审判下来，就判了个死刑。我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怎么也没想到偷了2万块钱的轴承，就将命搭上了，那真的是绝望。可能那时枪毙的人实在太多了，在我上诉到上海市高院的时候，中央下达了新的文件要求减少死刑，二个月后，我在高院裁定为死缓。到鬼门关走了一圈，命是保住了。”

“我在提篮桥待了几个月，84年被发配到新疆，一去就是十八年。在农场干活，那边的条件就不用说了。但要是混得好，可以经常到团部转一圈，也可以到外边买老酒，买吃的。当然孝敬值班的警察，看门的警察是应该的，否则有好果子吃了。当地老百姓都说，最坏的是监狱里的警察，专门指使犯人出来干坏事，出事了是犯人不服从管理，没事吗，警察捞好处。然后是武警和当兵的，其次是我们这些犯人。”

“你们这些有点知识的人，还老讲什么法律，哪有什么法律，他们嘴大，你嘴小。中队里中队长就是法律，监狱里监狱长就是法律。不服气，就弄你，你觉得你有理，他违法，就搞你了，怎么的吧？看到我身上的疤痕了吗？这些就是代价。中国的法律都是骗人的，监狱里更不用说了，你也看到了，即使你有理，但所有的旁证材料都写的是你没理，你有办法吗？谁来调查都没用的。”

“2002年初，我从新疆假释回到了上海，我原来住的地方早就拆迁了，我是一无所有，没收入，没地方住，父母也将近80岁了。我就到居委会、安置办去闹，当年拆迁的时候，我父母说我在新疆，刑满释放还要回来，拆迁办和居委会不相信，说我早就被枪毙了。我父母还让我在监狱里找人开了证明再配上照片确认有我这个人，可他们还不相信，所以拆迁就没我的份。后来好像在上海要开什么会，我吓他们再不给我解决，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最后，好歹给我弄了个一居室，算借给我住。其实，这些年他们拆迁没算我的人头，已经赚了几个一居室了。”

“我自己没收入，只好吃低保，而且吃低保就不能用空调，不能有电冰箱，反正有很多限制条件，在上海，几百块钱，你说我怎么活吧？现在这个社会，做正当生意赚钱很难的，除非你有背景，还要有第一桶金作基础。要不然就是走黑道的。刚回来时我就帮一个朋友打点洗头房，其实就是妓院。后来，我一想要是出了事情，我还要替别人吃官司，还不如给自己干，就开始卖大烟（毒品）。我运气不好，没干多长时间，2003年就被抓住了，不过将我勾出来的人是个警察，这种侦查手段是违法的，只好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起诉我，120多克判了我8年，再加上假释的余刑两年，共10年。”

“你不要以为我真的积极改造，那都是骗他们的，给共产党干事，没好处谁干呀，我不表现谁给我减刑，共产党就是大骗子，从上到下说话都没有算数的，你要相信了共产党咋死的都不知道，对付他们就得骗，他们也知道你说的是假的，他们就喜欢假话。在中国说真话肯定没好下场的！你看监狱的什么955还是595工程，犯人的文化课考试、技术考试有几个是自己考出来的？不都是找人替考吗？甚至全国的自学考试都替考？还有什么95%矫正率，只要进了这扇铁门的，10个有九个还会再来的，这里是坏蛋培训中心，好人到了这都得变坏，坏人就更坏。你也看到了，社会上很黑暗，这里不知比社会上黑暗多少倍，什么“监狱法”、“公平、公正、公开”那都是给外边人看的。”

“我以后怎么办，我就是要争取早点出去，你知道我一天能干多少事呀？我已经给共产党干了30多年了，我准备出去后，干场大的(指贩毒)，钱挣够了就好好养老，安度余生。被抓住了，就到监狱里‘养老’。现在都时兴互联网，你有时间的话，教教我这方面知识，怎么样？我准备通过网络来卖我的小包装（毒品），到时候，我的网名就叫大烟，或卖大烟，你要看到这名字就是我，别忘了和我联系。我们这些贩毒的不是好人，吸毒的也不是好人，他自己愿意买，我们又没逼着他买。再说，要讲危害的话我们只影响个人，那些共产党的贪官危害的是国家，拿着全国人民的钱，就像陈良宇吧，以各种名目拿了多少钱，谁能说得清，就算他抓起来了吃官司，也是在监狱里享受高官待遇，跟我们吃官司完全两回事，呆个几年弄个保外就医什么的就出去了。这时候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

“我以前在新疆经常在晚上听国外的电台，我觉着那些报导比国内的真实，至少关于新疆的事和监狱里的事，我相信是真实的。你看这些年监狱的管理表面上文明了许多，外电的报导可能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你出去后有机会的话也要讲讲监狱里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在监狱的日子会更好过点。”

我离开监狱已经半年多了，但我仍会想起与我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阿梁，想起他的灰色人生，想起他是怎样从顽劣少年成长为十恶不赦的铁杆罪犯，想起他那说不完的牢狱生涯，想起他说过的真实而又无奈的话语，更会想起他眼中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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